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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专言洋务者高明,可运用于实际者多多。
古人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却是道不行,以文字为后来者鉴。
他和中山先生的会面在1893年,他们虽然年龄悬殊,但全球化的视野令其多有会心之处。
王韬以其斐然可观文笔替孙先生润色《上李鸿章书》,刊布于《万国公报》,并向李鸿章的幕僚鼎力推荐。
他庞杂的著作,诸如《火器略说》《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弢园尺牍》《瀛濡杂志》《老饕赘语》《遁窟谰言》《海陬冶游录》《花园剧谈》《艳史丛钞》《翁牖余谈》等,充溢可供实用的种种战策,以及制度优劣的比勘,可谓锦囊妙计的百宝箱。
军事、国防、外交、军备、舆地、行政、商贸、工农业……均有成套的、成系统的论述和建议,而且可操作性极强,警切处有似耳提面命。
至于兵法总揽要则,他的把握可称高屋建瓴,“惟我则曰:惟我中国富强,可与泰西诸国和局可久也。
盖天下事,能守然后能战,然后能和,否则和局操之于人,而不操之于己。”
白先勇感叹那永远的尹雪艳,他则是永远的王韬,永远的超级智囊。
重视潜在幕僚的意见
面对强横愚昧、进逼不已的日本军阀,爱国救亡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忍辱负重有苦说不出的国民政府,形势激**,错综复杂。
抗战前一年,国民政府特地派遣刘健群和张道藩专赴上海,协同地方政党当局,尽量做一点疏导的工作。
他们到了上海,首先找到市长吴铁城,由吴氏出面,邀约上海名流教授达四五百人,在市府大礼堂召开茶会。
刘健群将中枢的策略阐述一番。
上海是人才集中藏龙伏虎的地区,尽管这种场合,多半不会有人发表意见,公开赞成与否,但就一般情绪观察,也还算是了解与同情的成分居多。
会后他和张道藩就自己的熟人,分别前去交换意见。
如章士钊、褚辅成、沈钧儒、章乃器等,他们都曾登门拜访,交换意见大抵还算融洽。
刘健群认为,当时就他们所接触的知识界,对抗战的方针,并没有什么偏见。
至于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的活动,所谓“七君子事件”
已经是超越常情。
刘健群以为其间含有为了个人出路,乃道出偏门,更可叹可笑的是促成了君子的产生,“当然早已不是衡情说理所能解决的问题。
再加以拘捕的办法,实在是有些笨拙,反而使根本不具备任何君子条件的人,都变成君子了。
是笑话,也有些令人浩叹了!”
(《传记文学》总第25号,1964年)。
抗战前的外围幕僚多是大知识分子,对社会有着多侧面的绝大影响力。
从牯岭会议开始以备咨询为第一次。
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大打出手到态势已极明显。
在此情形下,中国抗战高层主持召开了庐山牯岭茶话会。
蒋介石发表了“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
的精神总动员令。
知识分子和军政高层云集庐山,茶话会等于幕僚动员会。
黄埔路为第二次。
随后的八月初,又在南京黄埔路举行午餐会,蒋介石邀约张伯苓、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和陶希圣到黄埔路官邸午餐。
蒋夫人亦在座。
蒋介石与夫人都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夫人并以空军的情形相告。
国防参政会则为第三次。
就在此前后,国府高层组织了一个幕僚式样的咨询机关,即包括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国防参议会。
有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胡适、傅斯年、罗文干、蒋百里、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张君劢、曾琦、陈启天、沈钧儒等,陶希圣亦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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