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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议上，陶希圣在其回忆录中记述：
黄炎培那一套“悲天悯人”
的神气，一连串的会谈，仿佛一家大照相馆的玻璃窗一样，陈列着军政大员的相片。
梁漱溟起立发言：“我想教育应该改革……我想……我想……”
说不完的我想。
傅斯年先生忽然起立，指着漱溟说：“梁先生！
今天不是你想做什么的时候。
你想的全没有用。
今天要打仗，要打胜仗。
你要把学校教育制度推翻，实行你的书院，更是荒唐。”
漱溟的话就这样半路上打住了。
虽然并非直接议论军事，但是他们的意见直接影响中枢的决策，他们的信心就是国人的信心，其意见直接进入到抗战的巨细各个层面。
潜在幕僚不甘寂寞
罗隆基有明显的幕僚心态，那就是求能被用、备用。
罗隆基之类是潜在的参谋、幕僚，他的行止，表明他实在好这一口。
对上，他希望当局用他。
对下，他希望国人听他。
但是，军事的进展，虽有理路可寻，有时却连老毛奇这样的人都不敢下肯定的断语。
或以为苏德不会妥协，可是互不侵犯协定成立了；或以为日本不敢摸老虎的屁股，珍珠港偷袭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所以，硬撑着要当赛诸葛，却往往在最紧要的关头判断豁了边儿，错得不成样子。
料事如神，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但是他们也有一定的市场，芸芸众生总有思想的惰性，正如生理上的贪图安逸一般，庸众总是懒得动脑筋的，所以，不少赛诸葛们在一定时段很能收效，成其声名。
萨孟武先生《中年时代》，回忆国民参政会那一节，说到参政员的与会情形，不少人有上乘表现，但也有可笑的，他以为最讨厌的就是那所谓的六君子，“罗隆基本来只想在考试院内做一科长，因为目的不达，就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以攻击国民党为事，终而成名。”
他的文中还提到沈钧儒，穿长袍，执纸扇，讲话声音很小，又无内容，“其状有似冬烘先生。”
罗隆基这种人呢，也可怜，也可恶。
为什么呢，生于悲剧时代，更兼悲剧性格，不特影响社会，即对其个人，也是蹭蹬坎坷，处处都触霉头。
本来在民主国，想当行政官员，上至总统，下至州长市长……皆无不可，而在以愚民为事、民智蔽塞的专制国，为官乃攫利之具，正人君子有所不取。
罗隆基等人处乱世，乃以做官、做大官为鹄的。
求官于官方不遂，转而压宝于他方。
而彼方利用之后弃如敝屣，进而予以灭顶之打击。
此固时代共有之悲剧，却也有个人心性难以逆转的缺陷。
同是在这个参政会上，还有中西医之争，萨先生说，其实不必，各有各的优长。
中医把人的气质分为金木水火土，有似西医把人的血型分为四种。
这也可以借来说明性格影响人生的关系了。
西方行政官员，如欲得遂做官之愿望，须对选民负责，决定他命运的，是选票，而非长官意志或个人攀附。
与此相反的机制里面，那就要压宝观风，见风使舵，也就是说他必须投机取巧，才能往上攀缘。
一旦沦于投机的地步，他的意志和思想，都随之变换形状，如软泥一般，随便拿捏，除了个人的目的，金钱和名位，国计民生不可能在其考量之内。
这种情形之下，和他的投机同类的庞大人群，乃构成其命途的随时的威胁，矛盾激化就成大型运动，其间纠葛多多，矛盾重重，决战之际，或一蹶不振，或身败名裂，甚至肝脑涂地身首异处，任人宰割，如此悲惨的命运也就不是他们所能羁控的了。
其致命弱点仍是缺乏真正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重依附，重投机，于是不免命运的捉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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