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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乱世的权力文化烂泥坑里翻滚，这批沐浴过西风的仙鹤也未能免俗。
他的后半生到了《最后的贵族》里面，果然吃亏只为强出头，以部长之尊，直线下滑，沦于贱民。
际遇之惨，令人欷歔。
然而就在对他同情的同时，却也免不了嫌恶。
乃因投机取巧的性格，也已置换为一种基因，融会在他的血液中，离可敬可爱越来越远。
罗隆基20世纪50年代写有办报回忆录，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还在天津办《益世报》，他突然就主张对日作战。
其文《枪口对外，不可对内》哄传一时。
他的观点就和当时的《独立评论》那一批知识分子不同。
全不考虑策略和转圜的余地，盖当时军队和武器等硬件都极端落后，而地方割据的情形，使中枢难以利用全国资源，仓促应战，实自取灭亡。
但罗氏这一类人全然不管不顾，口号震天价响，目的乃是火中取栗。
结果最不爱国的企图以最爱国的面目出现，所谓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几乎渗透人身成了国民性了。
钱钟书先生的名作《猫》，写了几个文化界的时髦人物，其中袁友春乃林语堂，曹世昌即沈从文，陆伯麟影射周作人，而马用中就暗讽罗隆基了。
小说中他是一个政论家，他喜欢就时事暗示或预言，他名气大，口气也大。
在私人沙龙里面，“你觉得他不是政论家，简直是政治家，不但能谈国内外的政情，并且讲来活像就是举足轻重的个中人，仿佛天文台上的气象预测者说，刮风或下雨自己都做得主一样……”
其不甘寂寞、热衷显摆的神态跃然而出。
老报人张林岚先生的回忆录《腊春前后》，说到抗战甫胜，在重庆的时候，美女名记蒲熙修，她“身材颀长，端庄清雅，笑靥上有一对酒窝，很是妩媚而性格豪爽”
，她对罗隆基情有独钟，认为罗隆基的口才好，中英文都很行，下笔千言，她不讳言她的倾倒，“风度也是没得说的”
……浦熙修的迷恋，实在可说是看走了眼。
一者罗氏的政论空洞而欠踏实，文笔也很枝蔓，精彩之处久觅不得；一者看他的照片，神情也是充溢无端的自大做作，总之人与文的趣味都欠妥。
当时重庆文界对其评价“才高于学，学高于品”
，委实入木三分，字字点中他的痛穴。
吴宓先生在文革中大受冲击打压，身心颇遭巨创，他1961年8月30的日记写着：“我辈本此信仰，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彼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青苔，殊可鄙也”
，说的就是这班跳来跳去、不甘寂寞终被玩弄的“时贤”
。
曹聚仁的感慨
曹聚仁关于江淮军事地理的分析，大处着眼，他以为，欲图东南，必争江汉，欲规中原，必得淮泗，因为江淮辅车之势相依。
他的军事时评，作战前后的分析意见，就大势的概貌而言，多可采纳征信。
徐蚌会战，刘峙、杜聿明、邱清泉、李弥、李延年、黄维、孙元良……这一众大员，曹聚仁先后都见过他们。
谈起来，无不摇头叹气，说是无人负得起责任。
曹聚仁以为，一是要蒋介石负责，他自作主张啥事都要听他的嘛；二是刘峙，摆在剿总位置上，是“事无大小，都要听令而后行的饭桶”
。
曹先生更感慨道：“我一听到刘峙就任剿总，就知道这一仗是完全完蛋了。”
当时记者组团赴前线采访，曹先生看到蒋、刘指挥，心凉半截，干脆退出了采访团。
曹先生有时候易犯冬烘之病，不过就他对徐蚌会战的战略布棋看法而言，是在当下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和后来军史的检讨颇有会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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