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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虽然住得离地主的家远一些，但他们无异于住在地主家里的家奴，都是隶属于地主的。
在封建时期他们的劳役都须听地主支配，土地生产物当然全部属于地主。
然而现在欧洲的情况与封建时期已经大不相同了。
在全部土地生产物中，很少一部分用来支付土地的利润和地租，地租所占的比例很少超过13，有时还不到14。
但从数量上来看，现今改良的土地的地租，却大部分都已经3倍或4倍于过去；现今在年生产物中取出13或14，与封建时期年产物的全部比较，似乎多了3倍到4倍了。
在农业改良的进程中，地租虽然在比例上增加了许多，然而在对土地年产物的比例上却缩小了。
在古代，地租占农产品的份额比现在更大。
现今欧洲各富裕国家，通常情况下都把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到商业和制造业上。
古代贸易所需的资本很少，制造业简陋，可是它们所生产出来的利润却很大。
以往的利息率很少在10%以下。
这便足以证明它们的利润必定能够支付高昂的利息。
现在，欧洲各富裕国家的利息率，很少有在6%以上的；最发达的国家的利息率，甚至有时低至4%、3%甚或2%。
因为富裕国家的资本较贫穷国家来说要多得多，所以富裕国家居民由资本利润而得的收入也比贫穷国家大得多。
但就利润与资本的比例来说，那就通常小得多。
相较于贫穷国家，富裕国家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自然要大得多。
但不仅如此，与直接归作地租和利润的部分比较，它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也大得多。
此外，相较于贫穷国家，富裕国家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自然要大得多。
并且一国的年产物，除了一部分定为雇用生产性劳动的资金以外，其余部分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还是用来雇用非生产性劳动就不一定了。
但通常是用在后一用途。
总而言之，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比较，前者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也比后者大得多。
无论在哪个国家，用于补偿资本的资金和用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资金这两种基金的比例，都必然能够决定一国人民的性格是勤劳还是懒惰。
和我们祖先相比较，我们更为勤劳，这是因为和二三百年前比较，我们用来维持勤劳人民的资金在比例上比用来维持懒惰人民的资金大得多。
我们祖先，因为没受到勤劳的充分奖励，所以懒惰了。
俗话说得好：劳而无功，不如戏而无益。
在资本运营可以为下等居民带来收益的工商业城镇，这些居民大都是勤劳的、认真的、兴旺的。
英国和荷兰的大城镇，便是很好的例证。
君主经常或临时驻节是维持都市的主要来源，国家收入的开支也便成了人民的主要收入，这些人民大都是懒惰的、堕落的、贫穷的。
罗马、凡尔赛、贡比涅、枫丹白露，就是很好的例证。
说到法国，除了卢昂、波尔多两个城镇，其他各议会城镇的工商业毫不足道。
一般普通人民大都是懒惰的、贫穷的，因为他们大都依靠法院人员以及前来打官司的人的费用来维持。
卢昂、波尔多两市，因为地理优越，商业颇为发达。
无论物品是由外国输入或由沿海各地运来，卢昂都必然是巴黎所需物品的集散地点。
波尔多则为加龙流域所产葡萄酒的集散地点，这个地区盛产葡萄酒，举世闻名，各国人都喜欢饮用，所以出口量非常大。
拥有如此优厚的地理条件，当然会吸引资本投到这方面来。
因为这样，这两个城镇的工业才蒸蒸日上。
其他各议会城镇的情形便不同了。
人们投下资本，都只为维持本市的消费，也就是说，投下的资本为数非常有限，绝不能超过本市所能使用的限度。
巴黎、马德里、维也纳的情形，基本也是如此。
在这三个城镇中，巴黎人民要算最勤劳的了，因为巴黎为制造业提供了自产自销的市场，营业对象主要是本城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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