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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王公贵族的寓所，又是工商繁盛地，既为本市消费而营业，又为外地及外国消费而营业，在欧洲只有伦敦、里斯本和哥本哈根。
这三个城镇所处的地理位置都非常优越，适合于作为大部分远方消费物品的集散地点。
但在一个有大量收入的城镇，除把资本用于供应本地的消费外，想利用地理优势使用资本，就不像在下等人民生计专靠资本的运用来维持的工商大城镇那么简单了。
靠国家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大部分人们都懒散惯了，使得一些应当勤快做事的人也受到影响。
所以，在这地方使用资本自然比在其他地方不利。
爱丁堡的工商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未合并前并不发达。
由于苏格兰议会迁移了，王公贵族不一定要住在那里了，那里的工商业才慢慢振兴起来。
但苏格兰的大理院、税务机关等，未曾迁移，仍有不少收入是在那里花费。
所以，爱丁堡的工商业远不及格拉斯哥。
格拉斯哥居民的收入，大都靠资本的运用。
我们还可发现，在制造业方面很有进展的大农村的居民，往往由于公侯贵族卜居其间，而变得懒惰和贫困。
两种基金的比例决定一国居民是勤劳还是懒惰。
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资本与收入的比例，似乎都支配勤劳与懒惰的比例。
资本占优势的地方，人民大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是懒惰的人民。
资本的增减决定了真实劳动量的增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资本的数量决定增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
资本因节俭而增加，因浪费和行为不当而减少。
一个人从收入中节省了多少，他的资本就同时增加了多少。
资本增多的部分，他可以亲自投资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也可以借给别人从中赚取利息（也就是利润），让别人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
就像个人的资本只能靠他从年收入或年所得中节省出来的东西而增长一样，一个社会的资本与构成这个社会的所有个人的资本，只能以同样的方式才能得到增长。
节约是增加资本的直接原因，不是勤劳。
然而，在节俭之前必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蓄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的。
但是不管勤劳能够得到什么，如果没有节俭去节约、去贮存，资本就不可能增大。
节俭可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资金，从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进一步增加物品的价值。
他们的劳动，可以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
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
每年节省下来的资本就像每年的花费一样，最终还是被消费掉，而且，几乎是同时被消费掉。
但消费方式都大不相同。
富人每年花费的收入部分，大都由招待懒惰的客人和家用的仆人消费掉，这些人消费完了就算了，不会留下什么作为报酬。
若想要把节省下来的部分直接转化为资本投资，虽然也同样是消费，但消费对象是劳动者、制造者、技工。
他们不仅能再生产出价值填补他们的工资，并提供利润。
现在假设富人的收入都是货币，如果他将全部货币购得的食品、衣服和住所，分配给前一种人。
如果节省的部分，当做赚取利润的资本直接转作资本，用于投资借贷，或雇佣劳动者、制造者和技工，最后，他由这节省部分购得的食品、衣料和住所，分配给后一种人。
消费是一样的，但消费者不同。
储蓄的东西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掉。
一个节俭的人每年节省下来的收入不仅足以维持当年或者下一年增加的生产性人手的生活，而且，他好像工厂的创办人一样设置了一种永久性基金。
将来无论何时，都可维持同样多的生产性劳动者。
这种基金，将如何分派，用到什么地方，并没有法律条文的保障，没有信托契约或永远营业证书加以规定，但有一个强有力的原则保护它的安全性，那就是每个将享有其中一份的人的明确利益。
如果不把这基金按照原先指定的用途使用，而是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这样不按原指定滥用基金的人必然是要遭受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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