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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量的增加，必须完全依靠雇用有用劳动资本的增加；而这种资本的增加，又必须恰好等于收入（资本管理人的收入或资本出借人的收入）中所节省出来的数额。
如果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真如这一学说所设想的那样，自然而然地比所有者及耕作者更有节俭储蓄的倾向，那么他们也就更能够增加本社会所雇用的有用劳动量，从而能够增加本社会的真实收入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
第五，即使每个国家居民的收入真如这一学说所设想的那样，全由其居民劳动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构成，在其他所有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工商业国的收入必须总是大大高于没有工业或没有商业的国家的收入。
一个国家通过商业及工业每年能进口的生活资料量，就比其自身土地在现有耕作状态下所能提供的多。
城镇居民，虽然常常并不占有土地，但能靠自身的劳动得到大量的他人土地原生产物，不仅获得工作的原料，而且获得生活资料基金。
一个城镇与其邻近农村的关系，往往是一个独立国家与其他独立国家的关系。
荷兰就是这样从其他国家得到他们生活资料的大部分。
活牲畜来自霍耳斯廷及日德兰；谷物几乎来自欧洲所有国家。
小量的制造品就能购买大量的原生产物。
因此，工商业国自然以其一小部分本国制造品来交换其大部分外国原生产物；反之，无工商业的国家，就不得不花费大部分本国原生产物，来购买极小部分的外国制造品。
前者出口仅能维持极少数人，供应极少数人使用，但进口的是多数人的生活资料及供应品。
后者出口的，是多数人的供应品及生活资料，但进口的却只是极少数人的供应品及生活资料。
前一类国家的居民，总能享用比其土地在现有耕作状态下所能提供的多得多的生活资料。
后一类国家的居民，却只能享用少得多的生活资料。
商业和制造业能获得这个体系所认为的唯一收入。
这一学说尽管有许多缺点，但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下迄今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要以这一学说最接近真理。
因此，凡愿细心研讨这个十分重要科学原理的人，都得对它十分留意。
这一学说把投在土地上的劳动表述为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这方面的见解，未免还是过于狭窄；但这一学说认为，国民财富并非由不可消费的货币财富构成，而是由社会劳动每年所再生产的消费品构成，并认为，完全自由是使这个年度再生产能以最大限度增进的唯一有效方案，这种说法无论从哪一点说，都是公正的、宽宏大量和自由的。
这个学说的追随者非常之多。
人们大都喜欢反论，总想装作自己能理解平常人所不能理解的东西；这一学说与众不同，倡言制造业劳动是不生产的劳动，也许是它博得许多人赞赏的一个不小的原因。
在过去的几年间，他们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学派，在法国学术界被称之为“经济学家”
。
他们的著作，把许多向来不曾有人好好研究过的题目，提出来给公众讨论，并使国家行政机关在一定程度上赞助农业，所以对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确实有贡献。
就因为他们这种说法，法国农业得以从以前所受的许多压迫下解放了出来。
任何未来的土地购买者或所有者都不得侵犯的租期，已由九年延长到二十七年了。
从前国内各省间谷物运输所受各省的限制，完全废除了；输出谷物到外国的自由，在所有普通情况下，亦由王国的习惯法建立了起来。
这个学派的著作浩如烟海，不仅讨论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即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起因，而且还讨论国家行政组织的每个部门的职责。
这些著作，都绝对遵循魁奈的学说，看不出有任何修改。
因此，他们的著作大部分都和其他的学说相同。
对于这种学说，曾担任马提尼科州长的里维埃曾在《政治社会的自然与基本制度》一书中作过最清楚、最连贯的阐述。
这整个学派，对于他们导师（他们自己也是谦虚、朴实的人）的赞扬不亚于古代任何哲学学派对其创立者的赞扬。
有一位勤勉而又受人尊敬的学者米拉波说：“有史以来有三大发明在极大程度上给政治社会带来安定，这些发明在其他许多丰富和装饰政治社会的发明中鹤立鸡群。
第一个发明是文字，只有它使人类能把法律、契约、历史和发现如实传达下去。
第二个发明是货币，它使各文明社会联系在了一起。
第三个发明是《经济表》，它是另两个发明的结果，通过完善二者的目标而成就了它们。
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发现，而我们的后代将从中受益。”
这个学说尽管有错，但还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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