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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女性开始讲述：有为保护女儿杀死家暴丈夫的母亲，有用积蓄资助弟弟读书却误入传销的大学生，还有因贫困卖淫后自首的农村少女。
她们的故事被剪辑成短片《铁窗外的春天》，在狱内首映时，许多管教干部红了眼眶。
一位警官私下对林浩然说：“我们总想着怎么惩罚，却忘了怎么倾听。
你们做的，不是艺术，是修复。”
与此同时，《回音》的影响持续扩散。
一所重点中学将其纳入心理教育课程；一家互联网公司发起“倾听日”
，要求管理层每月与基层员工一对一谈话，全程录音归档；更有公益组织据此设计出“家庭叙事疗愈包”
，包含录音设备、引导问题卡和私密存储U盘，免费发放给抑郁症患者家庭。
然而争议从未停歇。
某次电视辩论节目中，一位知名社会学家尖锐指出：“你们把个体叙事抬得太高，反而掩盖了制度性缺陷。
一个农民工拍了讨薪失败的故事，感动万人，可工资依然拿不到。
这种情感消费，难道不是另一种剥削？”
节目播出后，舆论再度分裂。
支持者认为批评脱离现实，艺术本就不承担解决具体问题的责任；反对者则指责林浩然团队“贩卖苦难美学”
。
面对质疑，林浩然没有回避。
他在微博发布长文回应：“我们从不否认结构性问题的存在。
但我们坚持一点：在政策抵达之前，在法律生效之前，在社会关注降临之前，一个人的痛苦是否就该默默腐烂？我们的工作不是替代制度，而是填补那个真空地带??让那些尚未被命名的情绪，先拥有一个名字。”
文章引发广泛讨论，多家主流媒体跟进报道，“回音计划”
逐渐被视为一种新型公共精神实践。
春季末，赵建国终于出狱。
那天，林浩然亲自驾车前往成都接他。
两人在监狱门口相见，赵建国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背脊挺直，眼神平静。
上车后，他第一句话是：“我想先去看看儿子。”
他们驱车三百公里来到绵阳郊区。
赵建国的儿子已在工地做钢筋工三年，住在集体宿舍。
父子见面时，气氛僵硬。
年轻人低头抽烟，几乎不抬头看他父亲。
“爸死了。”
他说，“你现在回来，有什么用？”
赵建国没辩解，只是默默接过儿子的工作服，帮他缝补磨破的袖口。
那一针一线，笨拙却认真。
林浩然悄悄录下了全过程，没有打扰。
三天后，儿子主动开口：“你写的那本书……我能看看吗？”
那是赵建国在狱中写的《愤怒日记》，现已整理成册，即将由一家出版社发行。
书中没有为自己开脱，而是剖析暴力如何在绝望中滋生，提醒年轻工人学会识别情绪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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