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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咒语试图以赋予庄稼种子不被蝗虫所食的神性，遏止蝗灾。
咒语具体使用方法：“若欲种时，取种子一升，咒二十一遍，以谷著大种种子中种之，终不被虫食，无有灾蝗。”
[11]此看出佛教试图为民间百姓解决蝗灾困扰的努力，而相信植物自身——种子具有可施加的神咒抗御蝗灾，乃是咒语生成的前提，而柳神，事实上也是发挥着类似的应然性功能。
况且，因为佛教进入中土所带有的譬喻文学审美精神，不能不把原有的南亚次大陆植物崇拜要素一并裹挟而进，其中除了“树神遭害”
等母题，也需要在现实中找些有较强生命力的文化丛为代表，不论从物质文化的层面——柳的近水易活适应性强，还是制度观念所体现的折柳送别、柳可神变等等都极为适合外域植物崇拜的宗教投射，适合印度医学文化与中土巫术思维结合，于是柳崇拜中的疗治疾病、驱邪辟邪功用日渐突出。
观世音救难解困，手中总不离净瓶，以柳枝洒圣水则随手病除，这里柳崇拜带有异域佛教文化与本土神物崇拜结合的特色。
审美表现上的感染力又反馈于神秘崇拜，两者互动凸现了民俗崇拜和小说文化的关系。
柳可避邪信奉，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中也经常见到，如小说《北宋志传》（《杨家将演义》）第三十八回，还敷衍为杨宗保命四十九个小儿，各执杨柳枝打散妖妇三魂七魄，大破太阴阵，众小儿的柳枝所到之处，妖氛辄散[12]。
这颇类似北方游牧民族盛行的萨满教巫术：“萨满式的占卜者，在斯基泰地方也所在多有。
他们把大捆的柳枝分摊在地上，各选一根弄乱，施行巫术。
然后一面解释着占卜的结果，一面又把柳条各自捆好。
……”
[13]而柳枝可以降妖伏怪，更显示出柳的神物辟邪特征。
吴元泰《东游记》第四十二回《大破迷魂太阳阵》即载有柳枝“大破迷魂太阳阵”
之法，说是钟军师向杨五郎部署：“可带小儿四十九个，各执柳条一枝，阵中倘遇妖气，则令小儿向前打之。”
果然，攻入阵中时遇到妖气，“五郎令小儿扬威，手执柳条，御风而进，妖气渐破”
，柳枝打处则妖气自灭[14]。
柳可破太阴与太阳阵法，都是利用柳的辟邪法术。
柳枝不仅可以辟邪，还可解毒。
明代公案小说写包公为破鼠怪，诉求上帝帮忙，就口服孔雀血而死，魂灵进入阴界，借得玉面猫之后：“玉帝大悦，命太乙天尊以杨柳水与（包）拯饮了，其毒即解。”
[15]说明杨柳水可以解孔雀血的剧毒，而且就连玉皇大帝也要运用之。
好古主人《宋太祖三下南唐》第三十八回《宋太祖悔纵妖道，刘佳人智赚旁门》写黄石公从南海观音借到了杨柳枝，对付余妖仙的瘟癀砂。
他吩咐冯茂将杨柳枝带回城中：“凡有君臣中毒，大小三军，将井泉、河水放杨枝一洗，拿起杨枝，取井泉一缸，将杨枝水对众人一洒，受疾之人即刻苏醒，其腹胀立消而痊。
井河之水一经杨柳枝浸洗，毒气尽解，不妨再饮食矣。”
冯茂闻师言，大悦拜谢。
领了杨柳，一刻火鸦飞驾回城，已是日午当中了，冯茂取出大士杨枝，夫妻急如教法施去，果然一众如梦方醒，人人大泻，泄其便黄黑不等，悉属腥秽异常。
不过柳枝危时济命的信奉还在顽强地嗣续。
小说名著《西游记》第十五回也写观音菩萨为了使孙行者“到那无济无主的时节，可以随机应变，救得你急苦之灾”
，于是“将杨柳叶儿，摘下三个，放在行者的脑后，喝声‘变！
’即变作三根救命的毫毛”
。
其续书《后西游记》第十九回描写唐半偈师徒西行至五庄观时，唐半偈被困于火云楼，为救师父，孙小圣去紫竹林向观世音菩萨求援，菩萨给他“五六寸长的一条柳枝，枝上含吸着两三点水珠”
，叫他用“柳枝上甘露水滴在火云楼上，那火自然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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