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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拖出七个蜘蛛，足有巴斗大的身躯，一个个攒着手脚，索着头，只叫：“饶命，饶命！”
此时七十个小行者，按住七个蜘蛛，那里肯放。
行者道：“且不要打他，只教还我师父师弟来。”
那怪厉声高叫道：“师兄，还他唐僧，救我命也！”
那道士从里边跑出道：“妹妹，我要吃唐僧哩，救不得你了。”
行者闻言，大怒道：“你既不还我师父，且看你妹妹的样子！”
好大圣，把叉儿棒幌一幌，复了一根铁棒，双手举起，把七个蜘蛛精，尽情打烂，却似七个劖肉布袋儿，脓血淋淋。
[8]
小说叙事虽有艺术夸张，但原型依旧在。
这里的蜘蛛精被塑造成女性，当非无意。
在历来的“一阴一阳之为道”
的阴阳对举思维模式下，与蜘蛛对应的常常是龙，龙既然为阳性，蜘蛛自然为阴性了。
于是，实际上在超现实的精怪世界中，蜘蛛精的道行、能量也顺理成章地被理解为毕竟也是有限的，是相对边缘化的弱势群体。
因此，人类本有较多可能成为蜘蛛精灵的盟友。
不过，蒲松龄笔下的“龙戏珠”
故事，也没有完全受到先前蜘蛛文化丛传闻左右，而是继承中有新创，重组中有匠心。
总体上说，他是在承续同情蜘蛛的倾向，谴责龙与雷霆代表的“天公”
。
他写出了蜘蛛求生存的合理性，对于蜘蛛这种昆虫有着明显的亲和感，徐公把蜘蛛当作一般的家畜甚至宠物饲养，本来就是自己的事情，无碍于他人，可是他却目睹蜘蛛无端地被二龙挟持，雷霆打击，不仅无法施救，甚至自己和家人也受到牵连，无辜遭祸。
蒲公也是把同情的笔触寄寓在蜘蛛身上，也顺便连带写出“为人廉政爱民”
的徐公，写徐公对待蜘蛛窃食的宽容，“日遣婢辈投饵”
的善良，以及合家被巨霆震毙和自身不久病死的无辜、无助。
作者借助于先前的叙事模式，也是写出了自己由不信到确信的一个思想转变过程，而笔力落实到谴责、控诉天公的“不公”
上：“龙戏蛛，每意是里巷之讹言耳，乃真有之乎？闻雷霆之击，必于凶人，奈何以循良之吏，罹此惨毒？天公之愦愦，不已多乎！”
对于天公的公正性，提出了大胆的怀疑。
李庆辰《醉茶志怪》卷二也写到蜘蛛精惑女遭天谴，被雷击死。
这当然是罪有应得，但是相比之下，蒲松龄笔下的蜘蛛精，就显得更加无辜，于是故事遂带有更多的人情味儿[9]。
其次，蒲松龄注意故事流传地贴近家乡，似乎在力求以此强化实录性和故事载录的可信性。
在蒲公笔下，大蜘蛛故事发生在“齐东”
，包括齐东沿海的广大区域，他显然不是不知道那些发生在“海州”
的相关故事，可是他没有舍近求远地选取海州和别的区域。
而且我们也还可看出，蒲松龄对于蜘蛛奇闻发生在滨海地区这一点，是基本上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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