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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于他们主要表现为：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呈现高度紧张与冲突的情况下，以责任伦理为重，而抑制自己的信念伦理。
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昧着良心（可憎）不择手段（可怕）发展所谓“经济”
。
虽然小说也表现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内心的某种暂时的“痛苦”
，但他们必须、也只能“分享艰难”
，并为此而饱受灵魂分裂之苦，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一个首先要解决肚子问题的时代，是经济压倒一切的时代。
在上面所举出的小说中（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也如此），几乎所有的基层领导都面临一个烂摊子，并为维持这个烂摊子用尽心机、四处奔波、精疲力竭。
他们所领导的或者是经济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穷乡镇，或者是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
于是钱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为此，他们不得不为了抓经济而把孔夫子到马克思都赞成的道德理想、善良之心等一切属于人性的东西都放在一边。
第二类分享艰难的人物是处于社会底层，并且在社会转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遍群众。
比如《分享艰难》中孔太平的舅舅、《大厂》中的退休工人、原劳动模范章荣等。
如果说基层干部们为了“分享艰难”
表现为不得不从“信念伦理”
走向“责任伦理”
，这已构成一种反人文的价值取向，那么，这类普通群众对于“艰难”
的“分享”
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
这些人无疑都是一些安分守己、深明大义、勤勤恳恳的好人。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人为了“分享艰难”
，就必须放弃自己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与权利。
“分享艰难”
的第三类人物与孔太平的舅舅以及章荣他们都不同，他们是一些商业大潮中的所谓弄潮儿，也是基层单位的“经济台柱”
。
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或者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国家干部。
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在与大伙一起“分享”
着“艰难”
。
作品特意赋予这些人物以所谓“复杂性”
。
比如，在《分享艰难》中，作者安排了洪塔山的几次捐钱，尤其是结尾时卖车捐钱的细节。
这样一来，洪塔山就不再是一个十足的混蛋，而似乎也在“分享”
着“艰难”
，也和别人一样地有人性。
当作品这样去为这些“经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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