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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中的坏蛋和渣滓）涂脂抹粉的时候，它们的“辩护辞”
却是非人文或反人文的语言：贪污、腐化、强奸、嫖娼等都是小节，没有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他们会弄钱。
通过对以上三种人对于“艰难”
的“分享”
的分析，我们发现：“新现实主义小说”
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着意虚构社会转型期物质与精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背离、冲突与紧张。
小说似乎着意要表明的是：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明显缺乏人文道德基础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接受的。
从而，人们为物质生存与经济发展（即所谓“艰难”
），就必须违心地做许多事情，甚至必须丧尽天良，必须容忍一切伤天害理的事情，甚至必须把人的尊严与价值置之脑后。
基层单位的经济命脉几乎全部掌握在流氓痞子手里，掌握在专门吃喝玩乐的各方客户手中，这完全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痞子虽然有道德上的缺陷，却不能不继续任用，如不任用他们，我们的“经济发展”
就将会泡汤。
道德高尚的则往往无权无势、人微言轻，陷于生活的困顿之中，保障不了基本的物质与生命需要。
然而这是他们无能的表现，他们活该倒霉。
就这样，人文关怀的理想完全在作家的笔下被消解掉。
应当承认，从现象上看，这些小说描写的现实在某些地方可能是一种存在（虽然也不无夸张）。
在人文与经济的较量中，人文向经济投降，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屈服，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称臣，这似乎也是中国目前的部分现实存在。
但我们要追问的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吗?我们应该对这样的现实妥协吗?小说在表面上的与现实相似的同构性，并不能掩盖其文化价值上的迷乱与深层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的欠缺。
即使中国目前的现实如这些小说所写的那样，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也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正义与良知的一边，张扬人文主义，而不是貌似理性地要求大家克制、忍耐、理解、认同，“分享艰难”
。
这种权宜之计也许是部分干部可疑的选择，但决不应成为作家的审美选择。
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乏——“新现实主义小说”
再评价》，载《文学评论》，1998（4）。
泛读作品
刘震云：《单位》
何申：《年前年后》
关仁山：《大雪无乡》
方方：《暗示》
池莉：《太阳出世》《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评论文献索引
邹平.女性视野中的《烦恼人生》.当代作家评论，1987（6）.
杨剑龙.真切展示烦恼人生的混浊状态：读池莉的“烦恼三部曲”
.当代作家评论，1990（6）.
陈骏涛.在凡俗人生的背后.小说评论，1992（5）.
孙郁.刘恒和他的文化隐喻.当代作家评论，1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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