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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说，中国神话包含有四种类型：一是汉族的文本神话（主要保留在汉文的古代文献之中）；二是少数民族的文本神话（保留在汉文文献或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之中）；三是汉族的口传神话；四是少数民族的口传神话。
在传统的定义中，我们所说中国神话零碎、散佚、缺乏内在的逻辑和系统的谱系，其实仅仅指的是汉族的文献神话这一部分。
虽然，中国古代文献所保留的神话不多且内容零散，难成体系，但在民间流传的神话却异常活跃，也特别的生动。
如为广大中国所熟知的女娲神话，虽然文献中有一定的记载但内容零散且单一，而在民间不但各地建有形象各异的“女娲”
庙，而且各地关于女娲神话的内容各不相同，如山东梁山把女娲的身份说成是玉帝的媳妇，河南等地流传着太上老君使女娲怀孕生人的传说，即使在同一地区方圆几十里内女娲神话的口传内容上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又如为天后神话，又称妈祖、天妃、天上圣母神话，原本为我国沿海地区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祇，但明清时期随着福建等地客商的迁移，天后神话亦传播到湖南、江西等地，甚至远达贵州的镇远地区。
各地的天后的神话内容各不相同，其祭拜的形式也有着差别。
如笔者在南沙所见的天后宫与湖南怀化芷江所见的天后宫无论其外观的构建上，还是其像的造型与雕塑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可见各地百姓对天后的信仰与祭拜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因此我们可以说，汉族神话是丰富、多彩、生动与活跃的，特别是在文化惯性影响较大的农村地区，其神话的活跃程度往往出乎我们的想象之外。
中国神话的完整与活跃这一特点，在少数民族神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的少数民族神话，资料非常丰富，形式十分多样，从已经出版的45部单一民族文学史和30余部少数民族神话专集、专著就可见一斑。
这些少数民族神话古朴原始、诡谲奇丽，不但在数千年口传的过程中较多地保存了原生态，而且神话元素渗透到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民俗民风、宗教仪式等方方面面，成为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心理、民族审美意识的一部分，是深入研究中国神话不可多得的“活化石”
。
如许多民族神话是通过巫师（祭司）在各种祭祀仪式中以演唱的形式传承的，这些神话通过民族史诗的形式传诵，平日是不允许演唱的，只有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仪式上才能由巫师（祭司）演诵。
以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经诗》为例，该诗生动描述了布洛陀造天、造地、造日月星辰、造火、造谷米、造牛等的创世过程，解释了人类的起源、天地日月的形成、农作物和牲畜的来历、远古人们的习俗等，只在喜庆的日子或是重大节日，由大布麽演唱。
布麽在演唱前7天净身并禁行**，前3天要吃斋。
布麽演唱时，要带上法器（如小铜锣），披上神衣，吟唱经诗。
首先要请出主神布洛陀来坐坛，表明自己是布洛陀的传人，是正统的巫师，并说：“我在小神位站立，请祖公布洛陀在大神位站立。
我漏掉一些句子，请祖公代讲，少了一些句子，请祖公补充。
漏掉一些句子别责怪。”
又如纳西族神话大多保留在东巴经中，主要由“东巴”
，即当地的巫师也是智者在祭祀仪式上吟诵。
纳西族传统的“除秽”
仪式上，东巴会吟诵《陆底》经，讲述陆色二神是兄妹，世上万物都由陆色创造，天和地是陆色开辟，人间礼教亦由陆色制定……后来秽鬼缠住了陆色二神，兄妹走上了结合的秽路的过程，从而去除秽鬼，确立民间法规和教育先民。
在每年春秋两季的祭天仪式上，东巴会诵念东巴经《创世纪》（《崇搬图》），讲述万物起始、开天辟地、人类起源三个方面的内容，用以缅怀先祖、赞美创造、传递历史，并祈求风调雨顺及天下太平。
可以说，这些民族神话离开了当地的祭祀仪式，就会沦为死文化、死神话；民族的祭仪是其成为“鲜活”
、“此在”
的载体与保障。
正因为少数民族神话常常与严格的宗教、仪式相联系，因而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其内容的固定与形式的古朴，也就相当难能可贵地保存了神话原初的形式与内容，具有“活化石”
的性质，从而有效避免了历史浸染过程中人为的修改。
正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所言》：“至于神话，汉文史籍上记载的也着实不少，但经过历代文人之手，已看不清它们的本来面目。
而且记述极为简略，已失去了神话本身的具体性和生动性。
而少数民族神话一直在口头上世代传承，它们已经成了本民族历史和传统的载体，其中凝聚着民族创造力和集体智慧的精华。
这也是汉族文学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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