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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因此，少数民族神话是中国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生动内容，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由是观之，我们研究与探讨中国神话时必须注意：一方面，我们不能以汉族神话替代其他民族神话、模糊少数民族这一主体定位；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在涉猎少数民族神话时，忽略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神话的对应性，从而脱离中国神话的整体背景和国别特色。
可以说，汉民族神话与少数民族神话是中国神话并列而行的两条线，而这两条线不是平行没有交织或交集的，而是经过多次碰撞、融合、汇通，在相互吸收中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的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国神话的全貌。
在整体把握中国神话（汉族神话与少数民族神话、文本神话与口传神话）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神话呈现出以下特征：
1.成熟性与原生性并存。
由于汉文化的早熟以及后来儒家思想“不语神、怪、力、乱”
文化传统的影响，使得汉文化较早地远离了神话的思维方式与艺术形态，上古残留的神话也随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被改造、加工乃至批判，呈现出历史化、寓言化的趋势，从而使汉族神话失去其古朴特质，而过早地具有成熟性。
而中国的少数民族神话则疏离于政治与意识形态之外，呈现出古朴、天真无邪的原生性特点，甚至一些偏远地区的民族神话至今仍处于活的形态之中，这些少数民族神话不仅以口头的形式流传，而且还与民族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以及各种祭仪、巫术、禁忌等结合在一起，成为这一切存在和进行的权威性叙述，比较完整地保存了神话的原生态性质。
2.零散性与繁复性并存。
中国汉族文本神话分散地记录在各类经、史、子、集中，甚至出现在注疏、类书和古籍佚文里。
这些记载大多少而简略，且叙事缺乏前因后果的连贯，同一角色在不同记述中表现不一，常常使人难明究竟，呈现出零散、片段的特点。
而与之相对的民间口头神话却十分繁复，尤其是少数民族神话经过祭司和歌手的整理，部分已经系统化、经籍化、史诗化，述事完善、谱系完整，如壮族《布洛陀经诗》有主神布洛陀等神祇一百人，满族萨满教神话有“阿布卡赫赫”
等300多位女神，体系的庞大，谱系的完整、有序、系统不逊于任何西方神话。
3.宗教性与非宗教性并存。
汉族神话，虽然与某些信仰仪式有一定的联系，但讲述的场合比较多，可以在劳动、教育、娱乐等不同场合由不同的人（老人、孩子，男人、女人，知识分子、文盲）进行讲述。
被讲述者，包括讲述者自身，对神话的神圣性和真实性大多将信将疑，甚至完全不信，因此汉族神话，总体上属于非信仰的神话，具有非宗教性的特点。
而少数民族神话大量地与民族信仰和宗教仪式相联系，甚至很多神话就是在本地的祭神、祈福、消灾等宗教仪式上通过巫师的诵词世代相传的，传诵前后都有着繁复的仪式，如请神、送神等，而讲述者与被讲述者也都虔诚地相信神话的内容是神圣与真实的。
这种少数民族神话与仪式一体化的宗教性，对我们理解中国神话的起源与原初功能显得弥足珍贵。
[1]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第1页。
[2]［日］大林太良：《神话学入门》，林相泰、贾福水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第31页。
[3]［英］K.W.博勒：《神话和神话学》，刘光耀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第48～49页。
[4]［英］科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16页。
[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9页。
[6]茅盾：《神话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第3页。
[7]袁珂：《再论广义神话》，《民间文学论坛》1984年第3期。
[8]杨利慧：《神话与神话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5页。
[9]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新民丛报》第36号，1903年，收入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第18～19页。
[10]白川静：《中国神话》，王孝廉译，台北，长安出版社，1983，第2页。
[11]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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