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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条件下，有些人因为无钱消费而导致社会消费低迷，而有些人则因为有钱但消费已经饱和而导致社会消费低迷。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收入差距过大与社会消费低迷之间的效应关系。
导致人与人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工商活动因素，例如民营企业的投资者与经营者成为高收入阶层，改制后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层成为高收入阶层；知识经济因素，例如在现代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中形成了高收入群体；垄断因素，例如国有经济中的某些垄断企业借助垄断而获得高收入；腐败因素，例如有人以权钱交易的方式获得高收入。
对于这些不同因素所形成的高收入，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解决：坚决打击腐败性高收入，坚决取缔垄断性高收入，有效调节工商因素和知识因素所形成的高收入。
腐败性高收入和垄断性高收入的打击和取缔，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它们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必然表现。
在传统政治体制和传统经济体制下，权力和垄断并不能成为交易的筹码，因而很难形成钱权交易。
但在传统政治体制还未得到改革，但又开始推进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权力和垄断就可以成为可交易的商品，钱权交易就有了可以形成的条件，从而使得腐败和垄断成为一些人获得高收入的“资本”
。
因此，解决腐败性和垄断性高收入的最有效办法，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对于以工商活动和知识经济为基础的高收入，解决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再分配而进行有效调节，例如通过累进的所得税制度和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就可以有效调节。
不过，在这方面，目前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工薪阶层的高收入得到了有效调节，但私营企业主的高收入却并未得到有效调节。
据有关专家调研，我国高收入如果按年收入12万的标准来计算，估计2007年超过12万年收入的人数在1000万以上，并不是申报的163万人，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主并未申报年收入12万以上的个税（《改革内参》，2008年第35期）。
由此可见，这部分高收入并未得到有效调节。
如果再考虑到私营企业主可以将自己的消费在企业中加以报销，作为企业经营成本来计算，那么这部分高收入就更没有得到有效调节。
私营企业主只要不将企业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以企业利润方式留在企业，那么他们就不用缴纳个人收入调节税，这实际上也使得这部分高收入难以有效调节。
因此，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调节，关键是如何对私营企业主的高收入进行有效的调节，而不仅仅是对工薪阶层高收入的调节。
当然，在对于因为工商活动因素和知识经济因素所形成的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在调节中既要看到差距过大的危害，也要看到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消费的启动，但也不能搞平均主义，这样会牺牲效率的。
我们必须要选择好调节的力度，不能因为调节收入的差距过大而影响效率。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调节因为工商活动和知识经济因素而形成的收入差距，我们不能只将重点放在压低高收入上，而是要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并且为他们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
实践经验表明，重视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和注重低收入者的保障，同样可以起到有效调节收入差距过大的效应。
因此，我们要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并为他们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做对于淡化收入差距的负面效应和启动消费，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说明
本文仍然属于对2008年第四季度出现的宏观波动的分析，但重点讨论如何消除这次波动，如何保增长。
应该说文中所提出的问题都被实践所验证，因而本文在保增长举措方面提出了自己独有的建议，这些建议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5期，并被《新华文摘》2009年第15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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