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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坏心术坏行为皆由不廉洁而起。
他一贯主张要修养廉洁的个人，进而建设廉洁的政府与廉洁的社会。
怎样才能提高公德和私德的教育水平呢？首先要做到公私分明。
他主张公与私要“分得清清楚楚”
。
“公私之间应当划条鸿沟，绝对隔离，不使他有毫厘之交通”
。
必须痛改“公私混杂”
的习惯，如“有的人连家里用的煤炭，妇女用的首饰也要公家开账。
学校中人，有的写私人信也要用公家信纸信封。
甚至有人把公款放在家里，记在自己的账上”
。
他认为“私账混入公账，公账混入私账，就是混账。”
他号召每一个“公民不但自己不混账，并且反对一切混账的人”
。
其次，教育青少年革除破坏公物的恶习。
他揭露学校和社会中“公物比私物容易损坏”
的坏现象，如：“公园的花木随意乱折，图书馆的书随意乱翻。
还有人希望流芳百世，到处题名，以至名胜都被糟蹋。
学生外出旅行的时候尤其容易犯这个毛病。”
他要求这些青少年必须革除“这种坏习惯”
。
1944年，陶行知在《育才学校之礼节与公约》中还特别规定：“阅览公众书报，不折角，不画线，不加批，不唾粘，依照规定手续借还。”
“不得损坏、丢失书报。”
（四）培养文明习惯，革除陋习
在1913年2月，他写了《一夫多妻之恶结果》，猛烈抨击当时的一夫多妻制这种陋习，赞扬一夫一妻制。
同时陶行知还明确提出：“酒也、博也、鸦片烟也，皆道德家所谓之罪恶也。”
陶宏回忆其父陶行知时曾提到：“他最厌恶抽烟（指香烟）和赌博这一类的消遣和消费。”
他告诫人们说，那些坏习惯和恶势力，易于把青少年教坏。
“试以赌博为例，茶馆（当时设在晓庄一带的）一有赌博，小学生便潜去参观。
学校一年教好的孩子，赌场一天可以把他教坏。”
因此，“扫除那毁坏教育工作之恶势力，怕也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一件事罢。”
他在抗战期间历尽千辛万苦创办并主持的重庆育才学校，就非常重视校风校纪的建设。
无论是大德和小德，或公德和私德，都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不懈地进行严格训练。
它既有整体的长远目标，又有扎实、具体的措施。
他亲手制订了《育才学校之礼节与公约》、《育才十二要》等，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守纪律、讲卫生、讲文明、讲礼貌、讲团结的行为规范，以协调师生、同学与工友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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