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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仅在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足迹，也为中国纪录片事业积累了宝贵财富。
八、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纪录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在全社会兴起，纪录片创作者们长期被压抑的创作积极性得到充分释放。
纪录片创作从选题内容到艺术形式，迅速突破极“左”
路线的禁锢，陆续出现了一批思想内容丰富健康、风格样式不断创新的电视纪录片。
1979年到1980年，中央电视台与日本广播协会（NHK）合作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
该片是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第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也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充分发挥电视特性的一次成功尝试。
该片时间跨越几千年，地域纵横几万里，充分发挥电视传播的优势，采用化整为零、分段编辑、连续系列播出的方法，在中日两国迅速掀起了观影热潮。
根据特定主题，该片以中日两国电视工作者的联合采访活动为线索，沿着丝绸古道铺展开去，给人以由东向西、谈古访今的连续感。
每集自成一体，既有相对独立完整的思想内容，又承上启下，与整个系列协调一致。
影片在日本播出后，产生了重大影响，掀起了“丝绸之路”
热潮。
1983年，中央电视台与日本佐田雅志企划社合作拍摄的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反映了中国长江流域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
该片拍摄历时两年，在长江流域18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拍摄到了200多小时的素材，并在此基础上精挑细选，编辑成几十小时的成片，每集20分钟，内容紧凑短小，突破了传统的画外音解说方式，首次采用固定主持人，面对观众进行讲解。
该片避免了组织拍摄和摆拍的形式，采用“挑”
“等”
“抢”
的拍摄方法，较多地运用长镜头，尽量真实地再现长江的壮丽风貌。
解说词带有一定的文学腔，抒情意味浓厚。
在播出过程中，该片注重与观众的及时交流，一边播放，一边设答观众来信，尤其是从大量的观众来信中挑出部分合理的批评和建议与观众进行沟通，广受好评。
1986年，由中央电视台独立拍摄的电视纪录片《话说运河》陆续播出。
该片是中央电视台依靠自身力量拍摄的第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自开播后，一直保持了同类节目中的较高收视率。
在影片中，男女主持人从演播室走向拍摄现场，实地采访当地老百姓，与人们直接对话交流，进一步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观众意识在拍摄中得到强化。
该片在主体内容之外，特意穿插了10多集摄制组与观众直接交流的节目，如根据运河沿岸观众的要求、希望与建议，编辑播出了一组特别镜头。
影片向观众介绍了创作成员的一些经历，以节目的形式展示运河上水陆空立体拍摄的种种场面。
在影片播出过程中，根据观众来信，主持人直接在屏幕上与观众对话，或解答问题，或讲述观众反馈意见。
总体来说，这段时间出现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为中国纪录片发展模式做了可贵探索，但这些纪录片基本上都属于“解说+画面”
模式，尽管结构完整，内容丰富，制作精良，但都是俯瞰式、游记型的，较多停留在对古文化遗址的重新解读上，较少深入现实生活，人文关怀不足，这使得这类影片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缺少变化，因此很快被后面出现的纪录片湮没。
九、港台地区的纪录片
据文献资料记载，早期西方的纪录短片在20世纪初期几乎同时出现在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这两个地区的纪录片发展均走过了波澜壮阔、佳作迭出的时代。
这里重点讲述这两个地区现代纪录片发展中的一些亮点。
（一）香港地区现代纪录片
从1978年3月起，香港电台电视部推出了一个纪录片栏目《铿锵集》，该栏目从1978年3月起首播，每周播出一次，一次半小时或者1小时，均在黄金时段播出。
这个栏目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978年至1987年是第一个阶段，拍摄选题侧重于探秘调查，集中反映普通民众没有机会接触的人和事，如舞女、吸毒者等。
这种探秘式纪录片的特点是信息量大，围绕一个主题，提供很多资料和数据，帮助观众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主要靠解说词提供信息，画面反而占次要地位。
从1988年开始，该栏目创作主张发生变化，拍摄选题侧重人物真实生活，反映普通民众熟悉的人和事，但注重过程记录，往往通过一个或多个人物的经历去阐述一个主题，以便让观众体验真实生活。
虽然这类纪录片提供的信息量大大减少，但是那一个个故事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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