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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升庵在滇的诗文著述之繁富在明代首推第一来看，也与东坡有其相似之处。
其不同之处在于，杨升庵在传道、授业，著书立说之外，还纵情声色，流连歌伎，放浪形骸，有时竟达到颓废的程度。
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升庵贬谪滇中，有东山携妓之癖。
当地一些部落的首领，为了得到他的诗文翰墨，常常遣使一些歌妓身裹白绫，当筵侑酒，就便乞书，杨即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
升庵在泸州，醉中以胡粉扑面，作双丫髻插花，由门生抬着，诸妓捧觞侍侧，游行城中，了无愧怍之感。
这简直就是胡闹了。
坡翁是绝不为此的。
当然，杨升庵这样佯狂放诞，有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一面，是对其终身流谪徼外这种过苛的处罚的消极反抗；同时，也是他全身远祸、韬光养晦的一种方式。
因为嘉靖皇帝对于杨氏父子在“议大礼”
中的表现，尤其对升庵挑动群臣哭谏闹事一举，一直切齿怀恨，时时欲置之于死地。
从这一点看，升庵的“故自贬损，以污其迹”
，实在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
可是，在坡翁来说，似乎全然不顾危机四伏的处境，也不理会这种韬晦全身的策略，否则，他也许不去浪吟什么“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了。
一提起这两句诗，我又不由得记起了那位专和东坡作对的奸相章惇。
算是皇天有眼，这个太平宰相居然也成了谪臣，偏偏贬逐在离海南很近的雷州（海康），而且，东坡就在遇赦北归途中听到了这个消息。
当时坡翁的心境如何，是快心惬意呢，还是报之以轻蔑的沉默？
按说是都有可能的，而且都在情理之中；然而，却全然不是。
他实在是一位宽厚的长者，听到这个讯息之后，他立即写信给章惇的女婿，备极恤慰，及于家人。
信中说：“子厚（章惇字）得雷，为之惊叹弥日。
海康地虽远，无甚瘴。
舍弟（指子由）居之一年，甚安稳。
望以此开辟太夫人也。”
整人人整，磨墨墨磨，章惇作法自毙，原属罪有应得。
《宋史》把他列人“奸臣”
一流，千秋万世钉在耻辱柱上，更是天公地道。
据其本传记载，子由贬谪雷州，不许居住官舍，便花钱租赁民房。
章惇闻知后，即以“强夺民居”
罪名，下令追究处治。
后因发现租券上分明记载着已经偿付了租金，只好作罢。
这次，章惇谪居雷州，恰巧又到这家来“问舍”
求住，户主说：“算了吧，前次苏次公来住，为了那个章丞相找茬儿，我们几乎倾家破产。
今后再也不往外租房了。”
天地间，竟有这样的巧合，真令人击掌叫绝。
可惜我不会饮酒，不然，一定要开樽拍案，浮一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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