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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比普希金整整小了十岁。
自1831年相识之后，二人便结成了莫逆之交。
他常说：“我的一切优良的东西，都应该归功于普希金。
是他帮助我驱散了晦暗，迎来了光明。”
普希金对他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把现实主义的世态描摹和浪漫主义的神话渲染加以巧妙的结合，给予很高的评价；也很欣赏《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语言的清丽、华美，比喻的奇突、恰当。
同时，尖锐地提出：“难道乌克兰就没有其他更勇敢、更强有力的人吗？难道拥有那么多关于自由、幸福、爱情的奇妙传说的乌克兰民族，就从来也没有为另外一种生活一光明、美好的生活奋斗过吗？难道果戈理就不能讲讲这种人的故事吗？”
果戈理深受触动，开始细心研究乌克兰的民族历史。
这些史料把他带回到两个世纪前的查波罗什，那些“高傲、雄壮得像狮子一样的战士，时时从这个光荣的策源地冲出来，勇敢地保卫着自己的土地，抗击外国侵略者”
。
于是，塔拉斯布尔巴这个光辉的形象诞生了。
普希金创办《现代人》杂志后，果戈理立即把他的小说《马车》寄去，诗人非常高兴，说：“《现代人》坐在果戈理的《马车》上，就可以负重致远了。”
果戈理想把彼得堡的对上逢迎、对下鄙吝、营私舞弊、贿赂公行的官场狠狠地曝一下光，但是，苦于凭空结撰，全无依傍，便求助于普希金，说：“请给我提供一些题材吧。
我将迎合目前的风气，写出一部五幕喜剧，而且，保证写得比什么都更滑稽。”
普希金满足了他的要求。
有一次，诗人普希金去奥伦堡，原是为撰写普加乔夫的传记收集素材，却被当地官员误认为彼得堡派来私访的钦差大臣，结果，闹出了很多笑话。
果戈理以此为依据，两个月就写成了讽刺剧《钦差大臣》，并于1836年4月正式在亚历山大剧院公演。
普希金观看之后，满意地说，任何人都不能像果戈理这样出色地运用他的馈赠。
诗人还帮助果戈理构想了《死魂灵》的某些情节，并读过这部小说的开头几章。
过去，他听果戈理诵读新作时，总是面带微笑，从容玩味；这次却神情忧郁地说：“天哪，我们的祖国多么可忧虑啊！”
不久，便传来了伟大诗人普希金去世的噩耗。
果戈理为失去一位最崇敬、最亲近的良师益友而感到绝望，从此，他进入了一个痛苦的忧伤时期。
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上，再也见不到果戈理的身影了，他离开了祖国，寄身罗马。
在那里，他把无尽的哀思写进了《死魂灵》，并在小说中浓重地加以点染，“我们的国家被我们自己毁坏了”
，应该用艺术力量来拯救它。
四
我多次漫步在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上。
我为这里留下过优秀作家群的珍贵足迹，为俄罗斯伟大建筑艺术传统的弘扬，感到骄傲，感到兴奋；然而，心情却常常是抑郁的。
早在1840年，别林斯基就曾预言：“我们羡慕我们的孙子和曾孙们，他们在1940年一定会看见俄罗斯站在文明世界的先端，接受全体文明人类的顶礼、崇敬。”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艰难岁月里，也曾爱抚地看着孩子们，深情地说：“这些孩子将来一定会比我们生活得好些；我们生活中遭遇过的很多东西，他们是不会经历了。”
这些先哲的预言，有的已经付诸实现，有的难免要打折扣。
这也没有什么，因为“历史的道路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
，它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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