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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所指摘的种种“贱儒”
必包括一些伪善与伪丧的人。
《礼记》各篇中所讲的漫无涯际的丧礼，到底有多少是古代的实情，多少是儒家坐在斗室中的幻想，我们已无从分辨。
若说春秋以上的人作戏的本领如此高强，很难令人置信！
与三年丧有连带关系的就是孝道。
孔子虽然重孝，但把孝创为一种宗教却是战国儒家，尤其是曾子一派所作的。
《孝经》就是此种环境下所产的作品。
与三年丧同时没落的，还有多子多孙的观念与欲望。
大家族制度之下，子孙众多当然是必需的。
西周春秋时代的铭刻中，充分表现了这种心理：
其永宝！
子孙其永宝！
其万年宝用！
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以上一类的句法，几乎是每件铜器上必有的文字。
后来虽或不免因习惯而变成具文，但在当初却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种表现。
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说法，不只是战国时代儒家的理想，也确是春秋以上的普遍信仰。
但一旦大家族破裂，子孙繁衍的观念必趋微弱。
一人没有子孙，整个家族的生命就有受威胁的可能。
但公民观念代替了家族观念之后，一般人认为一人无子，国家不见得就没有人民。
并且在大家族的集团生活之下，家口众多还不感觉不便。
小家庭中，儿女太多，的确累赘。
人类的私心，总不能免。
与个人太不便利时，团体的利益往往就被牺牲。
所以战国时代各国都有人口过少的恐慌，也多设法增加自己国内的人口。
最早的例子就是春秋战国之交的越国。
勾践要雪国耻，极力鼓励国内人口的繁殖：
（1）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
（2）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3）将免（娩）者以告，公医守之；
（4）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
（5）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
我们读此之后，几乎疑惑墨索里尼是勾践的私淑弟子；两人的政策相同处太明显了！
关于越国，我们或者还可说它是新兴的国家，地广人稀，所以才采用这种方法。
但北方的古国，后来也采用同样的做法，就很难如此解释了。
魏居中原之中，也患人少。
梁惠王向孟子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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