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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穴居野处，结绳而治”
的时代，“中古”
是指殷周之际，所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
的纣与文王的时代。
以此类推，西周以下当为近代。
若求周备，可称西周为“近古”
，就是荀子所谓“后王”
的时代，“礼乐崩坏”
，“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
的春秋战国可称“近世”
或“近代”
。
这大体可代表战国诸子的历史观与历史分期法。
秦汉以下，历史的变化较少，一般人生长在不变之世，对于已往轰轰烈烈的变化，渐渐不能明了，史学于是也变成历朝历代的平面叙述。
断代的问题并不发生，因为清楚的时代观念根本缺乏。
19世纪西学东渐以后，国人见西洋史分为三段，于是就把中国史也尔样划分。
战国诸子的分法到今日当然已不适用，于是就参考西洋的前例，以先秦时代为上古，秦汉至五代为中古，宋以下为近代。
再完备的就以宋为近古，元、明、清为近代，近百年为现代。
此外大同小异的分期法，更不知有多少。
这种分期法倡于何人，已无可考，正如西洋史的三段分法由何人始创的不可考一样。
但西洋史的三段分法，若把希腊以前除外，还勉强可通；至于中国史的三段分法或五六段分法，却极难说得圆满。
近年来中国史的上古也与西洋史的上古遭了同样的命运。
中国古代的神话史本来很长，但一向在半信半疑之间，并不成严重的问题。
近来地下发现了石器时代的遗物，于是中国史戴上了一顶石头帽子。
这还不要紧。
北京猿人发现之后，有些夸大习性未除的国人更欢喜欲狂，认为科学已证明中国历史可向上拉长几十万年。
殊不知这种盗谱高攀的举动极为可笑，因为北京猿人早已断子绝孙，我们决不会是他的后代。
由史学的立场来看，北京人的发现与一个古龙蛋的发现处在同等的地位，与史学同样的毫不相干。
据今日所知，旧石器时代各种不同的人类早已消灭，惟一残留到后代的塔斯玛尼亚人（Tasmanians）到十九世纪也都死尽。
新石器时代的人到底由何而来，至今仍为人类学上的一个未解之谜；是由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演变而出，或由他种动物突变而出，全不可知。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否由旧石器时代蜕化而出，也无人能断定；新旧两石器时代的人类似乎不是同一的物种，两者之间能否有文化的传达，很成问题。
新石器的人类与今日的人类属于同一物种，文化的线索也有可寻，但不见得某一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就是同地后来开化人类的祖先，某一地的新石器文化也不见得一定与同地后来的高等文化有连带的关系。
因为我们日常习用“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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