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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系的特征的贬值。
女教师要么遵从男性化的标准要么被排斥在专业化的话语之外，别无选择。
3.对教师专业化报告的文本分析
霍姆斯小组的报告《明日之教师》和卡内基教育与经济论坛的提议《国家为21世纪的教师做准备》，是美国教师教育改革的标志性文件。
在莱尔德（Laird）看来，这两份报告为教师教育改革塑造了一个“去—女性化”
（de-feminized）的模型。
她对此作出详细分析：第一，由于霍姆斯小组和卡内基工作小组都将教师专业化概念的哲学基础当成是理所当然接受的前提，因此在考虑教师专业化时也就忽视了现实社会当中妇女与男性拥有的话语权的差别。
尽管这两份报告都意识到了教学人员的社会性别，但是也只是看到它所具有的经济意义，而忽略了它在教育活动以及身份形成中的影响。
第二，这两份报告的表述都暗含着一个前提：正是因为学校教学长期以来所表现出的女性特征，贬低了这一职业本身的价值。
例如，在卡内基工作小组的报告中将“女性化的职业”
与“专业性的工作”
这两个概念放在相互对立的位置上。
该报告的其中一段说“教学工作吸引到的人直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女性”
，而在另一段又说“现在必须让吸引到教学工作中来的都是专业人员”
。
实际上，改革者们想要吸引到教学岗位中的专业人员应当包括妇女，但是他们明显地表露出一种暗示，即“专业”
的价值传统上是由男性来决定的而不能与抚养孩子有关的“女性气质”
有任何关联。
而且霍姆斯小组和卡内基工作小组的报告中所设计出来的教学工作的等级制结构，其目的在于让从业人员获得社会声望和掌握权力，其真正的目的并非真正考虑儿童与社区的利益，也没有将这一点作为选择“新的有能力者”
的标准。
因此，这两份报告只是从表面上转变了人们对教学工作的看法，将所谓“流水线上熟练的工作”
提升为另一种稍微高级一点的工作。
第三，霍姆斯小组和卡内基论坛都把女教师与母亲这两种角色视为“天生的敌人”
，这两份报告将教学中所需要的关怀、关注和关联等品质排除在教师专业化标准之外，而一味强调“推理的严肃性和精确性”
，并以经济动机作为专业化的驱动力。
因此，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将妇女真正的职业转变为附属于专业主义的男性模式，这样的灵丹妙药是不会有效的”
。
[13]第四，尽管霍姆斯和卡内基工作小组的报告的目的都在于竭力使教学工作成为“真正的专业性职业”
，但是这两份报告又都是以“教师应该像男人一样”
作为其前提预设，即教师职业应当具备主要由男性从事的职业所具有的男性价值和实践方式，例如竞争、量化的问责方式（quaability）、个人成就以及工作／产品的标准。
[14]如果这些男性气质的价值观运用到教师教育项目中，必然出现“为父权制而教”
的结局。
最后，女性主义学者指出这种教师专业化话语所导致的女教师职业身份认同困境。
一方面，女教师对教师专业化持肯定态度。
原因在于作为女性，她们由于社会性别而被排斥在社会秩序的权力角色之外，女教师希望拥有专业性地位为自己带来安全感；她们也希望拥有专业特权从而避免学校行政管理者和家长对自己的工作挑三拣四，并由此获得职业的满足感。
另一方面，她们又对教师专业化持消极的态度。
因为所谓专业化的模式仍然没有消除社会对妇女职业的轻视与贬抑，而只是简单增加了教师技术性决策的能力。
于是，女教师被困于制度安排和对自己的期望的冲突之中，她们被排斥在制度之外，但又想通过自己的工作影响改变这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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