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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社会取向教师教育思想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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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欧洲的教育思想家认为学校的角色就是传递已经定义好的文化价值。
学校应该传递的价值以及组织课程的指导目的都是基于基督教和民主主义传统。
人们假定教授工具学科（toolsubjects）和传统要素就能自动产生忠实虔诚的公民。
这种思想将学校与教师的功能限定在课堂教学的范围内，从来不曾考虑学校或教师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
由于进步的方向固定不变且无法避免，人类的工作就是找出并遵循上帝的法则和自然的规则。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开创者斯宾塞（Spencer）在其著作《社会静态学》（SocialStatics）中指出，只有当国家卸掉功能，社会才能达到它注定的平衡，这些功能就包括用税收建立的学校，因为它不符合自然的社会进化规律。
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思想并没有动摇传统的关于宇宙和社会沿着永恒的神圣的路线进化的观念。
在早期的社会进化论者的头脑中，学校对于社会变化的方向几乎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19世纪美国国家主义的发展、民主的扩张、个人主义的兴起以及来自多样的政治和宗教背景中的移民迅速涌入美国，这些都威胁到传统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以至于美国寄希望于公立学校，将其作为保存传统价值的工具。
人们的普遍观念是学校应该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并在其中发挥重要功能。
美国人对教育怀有的信念是希望它作为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的工具。
19世纪末期，美国社会学家沃德（LesterFrankWard）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批判。
1883年他针对《社会静态学》写了一本《动态社会学》（DynamicSociology），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人类理智能够控制自然的力量并且按照人类计划的目标塑造社会进化的过程。
他提出的观点对美国教育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
20世纪初期，社会取向教师教育思想的萌芽也有赖于强调学校的社会功能的教育思想的发展。
一、社会取向教师教育思想的基础：社会改造主义的教育思想沃德的论文指出，如果教育得到有效的利用，社会进步的智力控制就是有可能的，而且他相信学校正是发挥关键作用的工具。
1895年之前，他对专业教育者的直接影响非常有限，实际上，直到19世纪末人们才意识到社会学对教师的专业教育的意义。
但是他却对早期社会学家的思考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他对“芝加哥学校”
的社会哲学家斯莫尔（AlbionSmall）、托马斯（W.I.Thomas）、杜威（JohnDewey）和米德（GeeHerbertMead）等人的影响非常巨大。
德·伽莫（CharlesDeGarmo）对学校的社会责任尤其重视。
1897年他指出，随着开拓运动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潮流，旧的、非社会的个人主义将让位于“社会的个人主义”
。
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他认为学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布恩（RichardG.Boone）也持有相似观点，1900年他指出，快速的社会变化导致人们对学校角色认识的混乱状况。
他认为，如果学校在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冲突上能发挥有效作用，就必须按照不同于以前的方式来培养教师。
“如果教师，甚至那些知识渊博且深刻理解社会问题的教师，都不能与自私的个体进行有效竞争的话，那么整个学校的福利就会遭到威胁。”
[1]可见，这些教育学者不仅认识到学校教育的社会意义，而且也敏锐地意识到学校的社会功能对教师教育产生的影响。
1895年到1930年之间，美国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哲学得以发展。
很多受到沃德思想影响的教育社会学者都提出了对学校社会角色的看法。
在《我的教育信条》（1897年）中，杜威深信“教育是社会进步与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
[2]。
在《学校与社会》（1900年）和《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年）等著作中，杜威又多次重复自己的观点，强调学校应该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
杜威的信徒克伯屈在1932年的著作《教育与社会危机》中，明确提出教育在解决社会危机中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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