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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难题，因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应该采取尊重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模式。
[12]
三、“科学的文化解释”
正如劳斯（J.Rouse）在《理解科学实践——作为哲学纲领的科学文化研究》（UaificPractice：CulturalStudiesofSceasaPhilosram）一文中指出：“实践话题事实上已经成为20世纪晚期哲学、社会理论和科学论研究的主流……这篇论文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界定科学的实践概念的含义，这种含义被StepheeveFuller忽视了。”
[13]
在塞蒂纳看来，科学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认识文化，“这种文化是某种安排和机制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包括近似性、必要性和历史巧合，这种文化在一定的领域内揭示了我们是如何获得知识的。
知识文化是创造并确保知识为真的文化，通行全世界的知识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
[14]。
所谓“科学的文化解释”
，按照塞蒂纳的说法：“科学的迷人之处不在于知识的生产，而在于科学的认识机制（epistemiery）——这种机制揭示了现代科学的内部结构，展示了经验研究的不同结构，与这种研究相关的特定仪器本体论的特定结构，以及这种经验研究的不同社会机制的特定结构。
换言之，这种研究展现了认识文化的不统一。
这种认识文化的不统一导致了科学的不统一。
这种研究反对维也纳学派在50年前提出了一个假设，关于科学统一的特定证明。
这个假设认为只存在一种知识，只有一种科学，因而也只有一种科学方法，这个假设已经遇到了挑战，因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不能应用到人文科学的，自然科学对具体历史境况中的角色意义的理解有不同的目的。”
[15]
关于科学文化的具体内涵，迈克尔·马尔凯在他的《科学与知识社会学》[16]中进行了详尽的发挥，具体如下：
第一，科学规范对科学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但科学规范需要科学家的解释。
马尔凯认为，把科学规范看作是研究者在获得他们自己的和他们同行的行为的磋商性意义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词汇更为妥当。
因为科学家们能获得多种多样的规范形式，可以用灵活的方式把每一形式应用于个别事例，且总能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任何既定的行为。
研究者接受一种解释而不是其他解释的程度，是社会互动或社会磋商过程的结果，即成员们交换观点且相互之间试图进行说服、劝说和施加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观点可以得到修改、摒弃或加强。
虽然到现在为止对科学中的社会磋商研究不多，但看起来很可能是：它的结果受到诸如成员的利益、其学术和专业倾向、成员对有价值信息和研究条件的控制以及成员要求科学权威性的力量等因素的影响。
第二，对科学规范的解释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
“科学知识是通过磋商过程而确立起来的，即在社会互动过程中通过对文化资源的解释而确立的。
在这样的磋商中，科学家们使用认识或技术资源；但最终结果还要取决于获得其他类别的社会资源的可能性。
那么通过科学磋商所确立的结论就不是对自然界的确定性解释。
相反，它们是处于特定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具体的行为者群体所认为适当的主张。”
[17]
第三，科学家主要有两种文化资源：一种是由“科学共同体”
提供的，一种是社会大环境所提供的。
随着科学共同体的日益扩大，它自身的资源也变得更加丰富。
因此，正如迪尔凯姆所指出的，看起来可能是科学已变得超越了时间，在文化上日益独立。
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其他科学亚文化随着化学专业和生命科学专业采用了物理学和数学的成果而提供了解释性的资源。
尽管有这种趋势，但仍有可能找到渗透到科学中的外部文化。
例如，今天的科学家仍旧运用大量在非科学活动中获得的常识。
对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仔细观察表明，他们不断地变换使用高深的术语和日常生活语言。
甚至在物理学这一最纯粹的领域中，非正式的推理和争论也广泛地运用从日常话语得来的解释性观点；而且这些话语中不但有关于物理对象的话语，还有关于社会关系的话语。
例如，粒子相互“吸引”
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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