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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考试费用的征收极其严厉，极少免除和缓缴；新博士的毕业必须举办学位典礼，其花销之大对于家境一般的学生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中世纪末，大学里众多极为流行的有关费用的规则，不仅反映出这一危机时期大学生的经济困境，同时也是极为有效的社会分离手段。
[18]当贫困被大学冷落或排斥时，大学与贵族之间的亲近随处可见，大学学者认可了贵族的价值，并在大学校园内寻求贵族式生活。
首先是全面转变了大学的实际物质构成，如奢华的建筑、学者装束、博士服装、各种各样的奢侈典礼等；其次是构建等级，14世纪的选官、15世纪的买官鬻爵，以保证自身在群体中自行遴选和在家族内部长期担任公职。
大学贵族化的严重后果包括大学教学水平的下降以及教授对知识和职业态度的转变。
自此之后，知识被认为是一种占有，是一种财富，如同房屋、土地、书籍、知识一样成为教授家族遗产的组成部分，它保障着个人地位，从而保障着全部现存的社会秩序。
[19]从根本上来说，大学学者试图在中世纪促成一种博士与骑士、科学与贵族权利等同的思想，即两者同样重要，具有同样尊严，因为两者都致力于基督社会的良好秩序，应当享有同样特权。
[20]大学的贵族化、教授趋同于贵族的欲望加重了博士对“以知识为志业”
思想的失信。
对于大学的性质，他们开始否认13世纪形成的行会模式（师徒关系，甚至商人与客户关系），并试图以从贵族价值领域借鉴来的家长模式（修道院院长与修士的关系、领主与仆从的关系）取而代之。
尽管大学在取得特许状后已经基本协调好与政府、教会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13世纪的大学生活充满阳光，先不考虑其内部冲突，需要指出的是大学特许权成为敌对的目标，经常来自‘下面’，就是说不再是权威部门对大学特许权的威胁，而是来自较少特许权的群体，他们不愿见到大学学者凌驾于共同命运之上”
。
然而，这些冲突确实存在，而且往往是以大学学者的胜利而告终；并且“这些冲突成为逐渐将大学与其诞生的世俗和城市环境割断的因素之一，将大学从教会和君主那里抛出……”
[21]，即大学逐渐与世俗社会分离，成为“象牙塔”
。
大学最经常的敌对者是城镇居民，他们与学生间的冲突在巴黎、博洛尼亚、牛津大学的历史上屡见不鲜。
大学有别于其他城市行会的人员的普遍性与多样性正是大学学者与城市居民之间相互猜忌的原因之一，而且他们之间的对立不仅在于精神状态，还在于实际利益问题，作为消费者群体，城镇居民因为大学学者享有的限价特许权而利益受损。
三、大学、学者与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做时代的儿女，参与官僚化进程
“研究大学现象的社会方面问题的特别必要之点，是不要孤立地看大学现象，而需要普遍认识那个时代的社会和历史。
因为大学作为自治行会，与周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许再无其他任何机构，像大学那样纠缠着13世纪欧洲经历的所有论争和所有紧张。
教育史不可避免地进入知识分子社会学。”
[22]这表明，中世纪大学史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起密切相关。
“知识分子”
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盛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里传开来，从13世纪起在大学流行。
它需要清晰而确切地表明的是中世纪大学的教师群体，即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其特点就是把个人的思想天地与在教学中传播这种思想结合起来。
正如前面大学学者逐步走向社会“封闭”
的研究表明，这一群体在中世纪已经得到明确限定，知识分子本人也在这个时代完全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并努力为自己找到这个称呼，以代替‘教士’（Clerc，同时指神甫和学者）那个有双重含义的概念[23]，即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是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
于是，12世纪的知识分子就在这个发展中的城市环境里，安置推动历史前进的引擎，并规定他们在这个时代里的使命：“追求真理，做时代的儿女（Veritas，filiatemporis）。”
[24]随着中世纪末期大学服务于教会和国家的角色得以确认，“大学自治”
逐渐衰落，这一切深刻地转变了大学学者自身对其工作条件和性质的认识。
至15世纪，从阿伯拉尔（PetursAbalard，1079—1142）到西格尔[25]（SigerdeBrabant，1240—1284）所具有的知识劳动及其独创的特殊意识的理念（即知识分子理念）悄然消逝，大学学者不得不在普遍意义上对待其工作，知识分子的工作不再是其目的自身，其道德不再是职业的道德，而转变为宗教的和政治的道德。
大学与国家、教会的亲密接触表明，大学曾经接受了教会与国家所期望的严格的保守者作用，从而使得大学自身与某种社会和宗教秩序相关联，大学及其学者的使命不是颠覆这一秩序，而是要保持它，使它运行得更好，并通过自身的学术工作诠释世俗的和宗教的权威。
从整体上说，中世纪大学作为完全的行会，不仅是职业性组织，而且是宗教团体，其教学、娱乐、祈祷为大学学者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13世纪，作为专业人员的知识分子，由于大学装备了可观的图书，拥有经院哲学的方法，因此已经不同于中世纪盛期口头讲授的教士，并且图书和文献成为大学知识分子教学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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