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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随着现代社会各行各业越来越依赖于大学的科学研究，那么它们就必然更加依赖于培养年轻人从事这些研究的大学机构。
如此，大学内部与外部的研究以及研究人员的培养，都要求社会大力支持大学，并加强其科学研究。
美国一直就存在这种科学主义的倾向，甚至很多科学学术含量很低的学科专业，都试图通过在大学增加或制订课程计划来提升自己的专业地位。
比如，弗莱克斯纳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注意到了美国大学的这个特点。
[5]总体上说，这就要求极端注重科学主义的现代大学更实用一点，少一点理想主义，更接近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
二、大学的政治化倾向：从理性共同体趋向多方冲突的政治机构
至少20世纪60年代之前，除少部分极端分子外，不管是大学学者还是学生，对政治问题并没有广泛而强烈的兴趣，大体上倾向于承认大学是一个独立自主并且有边界范围的实体。
无论大学及其成员实质性的政治信念如何，在相信将不同的方面分离开来的正确性这一点上，他们是自由主义者。
[6]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最明显的是学生针对大学发动了一系列的持续十年的破坏性活动（即校园骚乱），他们占领学校、毁坏建筑物和设备、罢课，使得大学无法运转；他们对大学及其教师极其敌视，公开指责后者是政府与资本家的帮凶和爪牙。
到70年代后，大学校园才慢慢平静下来。
历经十年的校园动**和青年学生的骚乱后，“德国、法国、荷兰和其他一些欧洲大陆国家颁布了新的大学法案，赋予学生分享大学管理的权力，削弱了教授的权力，增加了低职称教学人员的权力”
。
德国《框架法》（Rahmez）的颁布决定了各州对大学事务的立法模式，最终卡尔斯鲁厄宪法法院确立了“组群大学”
（Gruppe）模式。
[7]在这种大学模式中，德国联邦立法和宪法法院实质上是把大学定义为一个政治机构，其任务是调和学生、不同等级的教师、行政人员以及大学的秘书和保管人员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其模式的核心思想是把大学设想成一个有根本分歧的各方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
而1810年洪堡模式则假定，对于发现与传播真理的道德价值观方面，大学存在着一致意见。
因而，从根本上讲，“组群模式是对洪堡大学思想的根本性破坏”
，表明了“反叛的学生在侵蚀大学的界限上已取得何等的成功的一个标志”
。
[8]现在，大学不仅成为批评的中心，甚至大学原有的“价值中立”
“有辨别力的审视”
“有批判性的独立思考”
演变成为以离经叛道和敌视的态度来思考现代社会，甚至坚决反对它们。
当然，正如希尔斯所指出的，就此断定“大学政治化”
仍是矛盾的说法，因为上述情况并没有呈现出改造大学的步骤，只是通过对课程大纲和人员作用的控制从内部瓦解大学，其目的只是通过抛弃对文化传统的信任来达到公民社会的崩溃。
三、克拉克·克尔的多元化巨型大学观：现代大学是一种“多元化的机构”
作为当代美国最负盛名的高等教育思想家之一，克拉克·克尔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加州大学总校校长、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和卡内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理事会主席，为美国当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美国教育界称为当代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设计师。
克尔的代表作《大学的功用》（1963），作为哈佛大学戈德金讲座中的演讲，分别于1963年、1972年、1982年连续修订三版，引起巨大的反响与连续的讨论，被公认为是当代高等教育研究的经典著作。
面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
真正来临，世界发达国家的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的发展趋势，克尔抛出了“多元化巨型大学”
的概念，并由此构建了一个专属于克拉克·克尔的个性十足、内涵丰富而深邃的现代大学思想体系。
克尔首先批评了纽曼的“自由教育的大学观”
和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的理念”
，认为它们都过时了，不再符合时代的特点，因为这个年代以后的“现代美国大学不是牛津大学，也不是柏林大学，而是世界上一种新型的机构”
[9]；而且，人们必须关注到“当今美国规模较大的大学更是拥有以共同的名称、共同的管理委员会以及由与之相关的目的维系在一起的一整套群体和机构”
[10]，即“多元化巨型大学”
，它才是“真正的现代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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