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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它和传统大学有何区别，克尔认为，“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个不固定的、统一的机构。
它不是一个社群，而是若干个社群——本科生社群和研究生社群；人文主义者社群、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社群；专业学院社群；一切非学术人员社群；管理者社群。
多元化巨型大学的界限很模糊，它延伸开来，牵涉历届校友、议员、农场主、实业家，而他们又同内部一个或多个社群相关联。
作为一所学校，它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并经常同现在发生矛盾。
它服服帖帖地几乎是奴隶般地服务于社会，它也批评社会，有时不留情面。
它提倡机会均等，但它本身就是一个等级社会”
[11]。
到1972年时，克尔进一步阐释了自己前期提出的多元化巨型大学的概念，认为“关于多元化巨型大学这一术语，我指的是，现代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在若干种意义上的多元：它有若干个目标，不是一个；它有若干个权力中心，不是一个；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不是一种。
它不崇拜一个上帝；它不是单一的、统一的社群，它没有明显固定的顾客。
它标志着许多真、善、美的幻想以及许多通向这些幻想的道路；它标志着权力冲突，标志着为多种市场服务和关心大众。
应当称它为多元大学；或者叫联合大学——与企业类似；或者如同一些德国人正在经办的，叫综合大学；或叫其他一些名称”
[12]。
总之，根据克尔的观点，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种新型大学，它与传统大学相距甚远。
第一，传统的大学是一个有共同的利益的社群，而多元化巨型大学则有若干个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的社群。
第二，传统的大学只有一个灵魂和目标，遵循唯一的学术原则，而多元化巨型大学则具有若干个灵魂和目标，并为此争论不休。
当然，“作为一种机构，它的内部虽然并不一致，但它始终如一地产生效益。
虽然受到变革的折磨，但它保持着稳定的自由。
虽然它连一个可被认为是自身的灵魂都没有，但它的成员却为真理而献身”
[13]。
第三，传统大学仅仅关注教学或科研的单一职能，而多元化巨型大学不再专注于任何单一职能。
第四，传统大学或只是“一个僧侣居住的村庄”
，或只是“一座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城镇，而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
一些人在城市失败了，另一些人则上升到城市的上层，大多数人则在许多亚文化群中生活着。
比起村庄来，它较少社区感，也较少局限感。
比起城镇来，它较少目的感，但达到优越的途径较多。
它还有更多无名氏的避难所——为创新者也为流浪者。
与村庄与城镇相比，‘城市’随着自身的发展，愈加类似于文明的整体和文明不可缺少的部分；它进入或脱离周围社会的速度已大大加快。”
[14]因此，多元化巨型大学孕育于现代“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
，并积极响应着“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
，尽管它作为“多元化社会”
中的多元化大学，“它在最佳选择中，是一种强制性的选择，而非理性的选择”
，并且它不固守唯一的职能，然而，“它在维护、传播和考察永恒真理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探索新知识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整个历史上的所有高等学校中间，在服务于先进文明的如此众多的部分方面也是无与伦比的”
[15]。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克尔认为，现代大学又面临着如下四方面的新问题：（1）民族国家上升到主宰高等教育的地位，但是当代有一个回头走向早期文艺复兴的普遍主义的运动；（2）在高等教育内部，坚持传统和要求变革之间的争夺，以及在变革内部要求优秀和要求平等之间的争夺，每一方都在强化；（3）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道德行为，旧时的规范的控制作用削弱了，不再起控制作用，大学内部发展了新的文化行为方式；（4）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对什么是合适的高等教育使命和高等教育未来的课程发生争论。
[16]对此，他认为，针对回到旧的模式或永远保存当前模式的呼吁，解决办法仍是需要重新审视大学的使命，而且“高等教育和历史不能彼此回避”
。
当大学从为王族和上层阶级、为古代行业和教会服务，转到为近代比较民主化和工业化的社会建立在新的知识和较高的技能基础上的社会的所有人和一切机构服务的时候，它不能回避历史；当大学积极回应教授的愿望时，它在遵循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当大学不得不转身回应外部社会的需求时，那是它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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