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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17世纪，大学尽管身处经院哲学的堡垒中，依然为人文主义抱负而向社会输送有高度德性和理性的绅士。
19—20世纪，大学开始把“沉思”
与“理性”
高度统一，成为高度自治的“学者社团”
和“理性共同体”
，从指引人类前行的“启明星”
与“灯塔”
演变成灯火通明、光耀千古的“智力城”
。
这一路走来，就是上千年的历程。
但如今，从来没有一种组织机构承载了如此众多的期望与重负。
柏拉图“马车之喻”
的精妙之处在于点明灵魂的马车必然要求用理性与智慧来统帅**与欲望；哈佛“萨默斯事件”
让人痛心之处则在于大学强势领导者试图用恐惧与欲望取代大学的理性精神是何等的失策。
[9]两相映照，如同勾勒出一幅高等教育史上古今学术对话的场景，让我们看到，如何对待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所有重要问题的论争永远不会终结。
正如纽曼（JohnHenryNewman，1801—1890）在1852年5月10日上任都柏林大学（UyofDublin）新校长伊始的第一场演讲中所讲的那样：“先生们，在探索现在已经引起很大兴趣并引发出许多讨论的一个问题，亦即大学教育问题的这一场合，我觉得我应该做出某种解释，换言之，在对于这个问题耗费了大量精力和积累了广泛的经验之后，我依然认为，每一个领域依然期待着争论者或者探询者再接再厉的努力。”
[10]这句话是在一个半世纪以前说的，从那个时期以来，引发了更多的对大学的讨论，更不用说是今天探讨有关大学理想、理念及其属性的汗牛充栋般的文献资料。
在这些或保守或激进、或封闭或开放、或悲观或乐观的众说纷纭的大学论说中，人们终于意识到，正是这种纷争不已的解释和再解释，才构成了大学后外在形态与内在精神博弈的最基本形式；正因为这种博弈和论争，才有悲观者的“大学废墟论”
、保守者的“大学回归论”
、乐观者的“再度崛起论”
……笔者以为，正是在如此绵延不绝的历史冲刷与时代变迁中，这些不同类型的学者及其声音的存在，大学才真正呈现出理性共同体的精神活力：“反抗本身就是一种参与”
（福柯语）；是“众语喧哗”
（巴赫金语）；是融理性与情感、保守与开放于一炉的精神之所，是对博大精深、歧异纷呈的文化源流的殷殷执著；“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语）；并最终确定“大学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的国家的神殿，是奉献给纯粹理性的”
。
[11]若果真如此，在人类漫漫“文化苦旅”
中，正是大学理性以其内在的执著与坚韧构成了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今天大学受到“丛林原则”
更加无情的制约，其功能愈加多元化，且更具开放性，但只要大学理性及其精神犹存，大学就不会退化成人类社会可有可无的“盲肠”
，并仍将在残酷的“丛林”
中艰难挣扎并维护着自身的尊严。
[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6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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