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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大学理性视野下的大学行动者就必须把自身作为目的的实践原则与价值中立、一贯性、“理性的诚实”
、学术自由等一系列概念贯穿于“实然的大学”
模式探讨之中，并通过责任伦理来突显大学理性的自律原则。
如果按照韦伯的观点，在没有上帝和先知的现代社会，大学及其所处的官僚化社会的经验科学和经济主义取向已经把所有神圣的东西从这个世界上驱逐出去了，因而，任何纯粹的信念伦理不仅在大学理论探讨上难以立足，而且在改革实践中显得荒唐可笑，唯一可能的出路就在于责任伦理。
通过责任伦理，一方面可以导出大学理性视野下的目标合理性行动，为大学及其学者的行动方式提供伦理价值；另一方面又与信念伦理相衔接，为行动者的抽象道德理念奠定现实的实践基础。
然而，从本质上说，如同韦伯“合理性”
概念一样，大学理性及其社会行动是一个理论思维抽象中纯粹存在的“理想类型”
，即它不是基于对所有事实进行经验上的概括，也不是作为社会生活的“理想”
，它们在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彼此包容的关系，即所谓“镶嵌”
关系；大学理性及其社会行动还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不包含研究者本人感情的好恶、褒贬色彩，它本身同时包含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非理性”
的因素。
也就是说，人们事实上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观察到当下大学的现实状况是完全合理的，只能借助“理想类型”
这种特殊的思维手段，把上述这种理性模式加到大学现实生活及其社会行动上，才能把“实然的大学”
世界解释成合理的。
但在本质上，“实然的大学”
本身是一个“自在之物”
，是大学理性不能达到的彼岸世界，只有在理论上借助于大学理性及其社会行动这种“理想类型”
才能把大学这种杂乱无章的现实生活加以整理和合理化。
正如前面对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大学官僚化趋势的分析表明，现代大学的发展已经背离了洪堡大学的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初衷，大学及其研究所不断产业化与官僚化，学术研究者如同产业工人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后被异化，“所长—助教”
的上下服从关系组成了德国现代大学的官僚制度，过去以“上帝的召唤”
为天职的清教徒已经变成了“没有精神的专家，不懂情感的享乐者”
，因而，现实生活中的大学理性成为一种“工具的合理性和价值的非理性”
或“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非理性”
。
由于大学理性既是一种历史与文化传统，又是一种大学哲学观和方法论，因此按照韦伯的思路，不管“实然的大学”
内外环境如何变化，作为一个真正具有自由人格的大学行动者，一定是能以大学理性视野下“工具合理性”
为行动准则，以“价值合理性”
为行动动力，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互补交融地结合起来。
[1]Hoffman，S.Partiiive，InS.R.GraubardandG.A.Ballotti（Eds.），TheEmbattledUy，NewYork：Braziller，1970.
[2]［德］马克斯·韦伯.韦伯论大学［M］.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47.
[3]同上书，第148页.
[4]［美］埃利诺·奥斯特罗姆.集体行动如何可能［J］.石美静，熊万胜译.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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