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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应该怎样提供服务”
“大学应该开展普通教育还是专业教育”
“谁来监护高深学问的看守人”
等方面的争论再次风生水起。
然而，当我们将这些话题与争论放到“大学理性及其行动类型”
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审视时，就会发现它们并非完全是无解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按照韦伯在20世纪初的看法，官僚体制在当时实际就已成为大学系统的外在环境，即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并慢慢渗透到包括现代德美大学在内的现代大学系统内部，因而从那时候起，学者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就几乎不可避免。
按照伯顿·克拉克在20世纪末的说法，进入“后工业社会”
后，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变化趋势大致包括了四点极为重要的思想：（1）理论知识的编码是现代社会的“轴心原则”
；（2）知识工人阶级、受过教育的专业人才越来越关键或越来越成为起引导作用的社会集团；（3）促使社会进步的关键是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使尽可能多的能从中受益的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4）高等教育体制是“轴心结构”
，大学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
[10]。
这实际表明，自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正是基于大学系统对于民族国家与社会文明的愈加重要，官僚系统越来越通过财政手段控制大学的绝大部分经费，导致昔日“普遍主义”
意义上的大学早已不复存在。
随着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推进，商业文明凶猛地入侵大学校园，两者的合力使“学术自由”
与“大学自治”
已是“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
，大学表现出了众多“病态”
特征。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克拉克·克尔感叹道：一方面，“我们距离一个单一文明范围（现在叫做世界范围）的学习社会的知识黄金时代，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再一次构成像教会的独立阶层，仍旧很远，事实上，它们现在多数更加处于民族国家内部被控制的公用事业的地位”
[11]；另一方面，对高等教育系统来说，“纯粹的学术生活模式的至高无上这个方向和民族国家的合理指导一致，这是非常长期的趋势”
，尽管“一些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
，而且“高等教育从民族国家的趋异到几乎比较普遍的重新趋同，大学通过服务于学习世界而更好地为它们的国家服务”
[12]。
因此，尽管当前大学理性仍然备受压抑，责任伦理与价值自由依然在很多方面严重缺位，然而当代高等教育的这种整体转型又开始让笔者鼓足了信心和勇气，继续运用大学理性与大学行动的有关理论成果，对当前中国大学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1]［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M］.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封底.
[2]［美］布卢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M］.缪青，宋丽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64.
[3]［美］布卢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M］.缪青，宋丽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78.
[4]［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7.
[5]同上书，第9页.
[6]同上书，第8页.
[7]［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
[8]即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压力和危机感，如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核危机、各类冲突引发的社会危机等。
[9]王志成.走向第二轴心时代（总序）［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328.
[10]［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4-45.
[11]同上书，第34页.
[12]同上书，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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