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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称之为以电脑技术为标志的“第五文明时期”
。
不管如何称呼，都表明了这个时代相互关联的两大特征，即一是人类生活面临全面的全球化，二是高科技渗透和支配人的日常生活。
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带来的结果，后者的普及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联为一体，把人类的社会生活融为一体。
但当前时代还有更加意味深长的特征，那就是雷蒙·潘尼卡（RaimonPanikkar，1918—）所称的“多元困境”
，或者是池田大作（1928—）所说的“负面重力”
[8]。
他们觉察到全球化给现代人的生存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或危机，其中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核威慑等就是这种危机的表达。
从消极方面说，这种危机使人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很有可能招致全球毁灭；但从积极方面说，这却将迫使人不得不跳出个体、国家、民族、种族的框框，尝试从一种全球意识出发，立足于全人类的利益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
根据这三个特征，人们开始预想另一个轴心时代，另一个将全盘转变人类生活的时代，“第二轴心时代”
则是一个准确而合适的名字。
[9]因此，综观“第二轴心时代”
在人类意识领域的一系列“轴心式转变”
，可以捕捉到如下方面的新意识，即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非实在论（或非本质主义、非基础主义）、亲证（生活）意识等。
另一方面，从悲观主义角度看，始于美国，然后迅速蔓延全球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惠及了千家万户，这种基于功利主义的政策使大学“公共职能”
浮现，融入社会公共生活。
与此同时，大学“自主职能”
与价值自由观念渐渐消隐，“大学责任”
一词日益和高等教育紧密联系起来。
从更深邃而广阔的视野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占据世界历史主流的因知识与资本的全球流动而导致的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蔚为壮观，直至成为潮流，“支持全球化就是尊重市场规律”
成为一种强势逻辑，直接撞击大学理性精神，进而极大地影响了大学的转型。
这种全球化的市场力量的肆意攻击使得“流动性”
成为新的流行语，这似乎意味着在新的全球秩序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的、不变的或安全可靠的，而曾经的所谓本体和力量都将失去稳定的外观而表现为一种根本的不确定性，屈从于市场经济的任性。
发达世界的福利国家面临崩溃，一种根本性的不安全、恐惧感、不确定性逐渐潜入许多人的生活中。
伴随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经济比政治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公民变成了消费者，商品的买卖就是一切。
这种由资本之“主义”
主导的市场化运作逻辑逐渐遮蔽并压制了由理性之“主义”
主导的大学学术化运作逻辑，“经济主义”
的市场逻辑开始泛滥到校园学术生态的每一个角落。
象牙塔内部的学术研究与象牙塔外部的市场价值主动勾连而衍生的“学术资本主义”
无孔不入，并深入大学的骨髓，进而表现为大学理性、责任伦理与价值自由的消隐，校园文化生活自主性的丧失以及学术创造力的萎缩。
这种由外及内与内外勾连而产生的压抑教育主体性现象导致了当代“大学理性失范”
。
正是由于上述诸因素的相互挤压与张力，近半个世纪以来，大学“合法性危机”
首次成为人们的议论焦点，由传统大学理念的退隐引致的诸多“不自由”
迫使公众重新思考诸如大学自治、价值自由、终身教职等问题，开始探讨“学术自由”
与“学术责任”
的界限，有关“大学教育为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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