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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韬光养晦的商人，他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一方面，他需要把松萝茶做成董其昌口中的“得啜尤物”
，做成名动天下的奢侈品，以获得良好的营销溢价。
另一方面，也需要以创新的思维，凭借自己炉火纯青的精湛茶艺，把世人皆知的闵茶泡得尽善尽美，以汤社主时代风雅。
闵汶水作为一个倾身事茶的老人，半隐半显，逍遥自在，一生清白又能名垂青史，不也足够了吗？
对闵老子倾慕不已的张岱，在明亡后，披发苦隐山中，写尽国破家亡之悲愤。
相反，以文人自居的周亮工，在明清易代之际，却转而降清，历经宦海沉浮，受尽人格侮辱，他曾两度下狱，病死之后，又被乾隆皇帝列入钦定的《贰臣传》。
周亮工半生坎坷，一世风霜，令人唏嘘，曾经的文人气节与风骨呢？孰是孰非，云泥之别。
从明代茶坛领袖朱权开始，提倡饮茶“有裨于修养之道”
，喝茶“为君以泻清臆”
，“然而啜茶大忌白丁”
（《茶谱》）；到陆树生的“煎茶非漫浪，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
（《茶寮记》）；再到文震亨的“必贞夫韵士，乃能究心耳”
。
在烹茶时，明代的文人包括朱权、陆树生、许次纾、徐惟起等，均极力主张：“择一人稍通茗事者主之，一人佐炊汲。
客至，则茶烟隐隐起竹外”
（《茶寮记》）。
许次纾则认为：“然对客谈谐，岂能亲莅，宜教两童司之”
（《茶疏》）。
徐惟起则强调：“茶事极清，烹点必假姣童、季女之手，故自有致”
（《茗谭》）。
周亮工自然也不例外，烹茶时，也必须假借童子之手。
他在《闽小记·德化瓷》一章写道：“予初以泻茗，黯然无色，责童子不任茗事，更易他手，色如故。”
即是例证。
而闵老子无论是张岱到访，还是周亮工见他酌客，他在泡茶时，凡事必躬自执劳，亲力亲为，从择水、起炭、冲瀹、酌茶等，不假童子，速如风雨，均是一人贯穿茶事之始终。
这也是闵老子事茶，与明末传统文人的不同之处。
明代永乐甜白暗花菱花式杯，高3.8厘米，口径8.5厘米
明代中叶以降，资本经济开始萌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
特别是随着明末政治局势的恶化以及阳明心学的兴起，曾盛行于明代前期的程朱理学，一度陷入巨大的信任危机之中，过去束缚着士人阶层的情感、欲望，获得了空前的承认与解放，这势必会对过去以儒家伦理精神为核心的传统古雅美学，从社会上层乃至底层，都形成了剧烈的动**与冲击。
当基于人性之上的世俗之美，得到社会的默认或追捧之后，明末文人的审美与追求，自然也呈现出惊世骇俗的分化。
从此，一大批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开始由关注外界评价，进而转向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
由传统文人的栖神物外、不役于物、寄意玄虚，渐渐开始寄情于物、放纵性情、沉溺欲望、流于无度的感官享受。
对茶的审美，亦非是过去超越世俗的道德领悟。
对茶的感受，也不是纯粹的俭以养德、颐养性灵，而是全然地沉醉于色、香、味、形、韵的感官享受之中。
当袁宏道受到李贽的影响之后，则说：“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
袁宏道的观点影响到了张岱，故张宗子在《陶庵梦忆》中写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于是，癖好便成为明末部分文人标榜个性、才情、理想及生命本真的追求。
吴兴姚绍宪，在写给许次纾的《茶疏序》中，曾评价道：“武林许然明，余石交也，亦有嗜茶之癖。
每茶期，必命驾造余斋头，汲金沙玉窦二泉，细啜而探讨品骘之。
余罄生平习试自秘之诀，悉以相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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