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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涵做出明确的解说，但它对推动史学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同后来隋唐之际“《汉书》学”
的勃兴，唐初官修史书的繁盛，史学成为科举考试中的独立科目，都有密切的关系。
中晚唐之际，殷侑鉴于本朝科举取士曾有“史科”
名目，而“近日已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况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
[29]于是他建议恢复史科考试，并在国子监提倡生徒攻读“三史”
即《史记》、《汉书》、《后汉书》。
殷侑所说的“史学”
，从表面上看是从科举考试方面提出来的，但他所说的有关史学的内容则是“历代史书，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代（世）教”
，却又不仅仅是从科举考试出发的，而是着眼于史书本身的社会意义。
史称，殷侑任谏议大夫，“论朝廷治乱得失，前后凡八十四通”
[30]，这同他关注史学是有关系的。
顾炎武引用南宋倪思的话，说是“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
[31]。
倪思所言“史学”
，不仅内容丰富而又有卓见，认为不论是统一时期的历史，还是分裂时期的历史，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
元初胡三省称“先君笃史学”
，重视史注博洽、书法义例；故胡三省“史学不敢废”
[32]，承先人教诲，作《资治通鉴注》。
这里说的“史学”
主要是指编纂学、文献学方面的内容，从而丰富了“史学”
的内涵。
此后，使用“史学”
这个概念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新意。
元末明初陶宗仪撰《辍耕录》一书，其友人称其书说：“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闻；其采摭之博，侈于白帖；研核之精，拟于洪笔；论议抑扬，有伤今慨古之思；铺张盛美，为忠臣孝子之劝；文章制度，不辨而明；疑似根据，可览而悉。
盖唐宋以来，专门史学之所未让；虽周室之藏，郯子之对，有不待环辙而后知，又岂抵掌谈笑以求贤于优孟者哉！”
[33]他说的“专门史学”
的含义，既包含了广泛的社会历史，又包含了专精的治学之道，是对于“史学”
的极恢宏的理解。
到了清代乾嘉时期，人们对“史学”
的认识又有更大的发展。
阮元认为：“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唯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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