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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阮元所说的“史学”
，一是从不同的学问领域来看待，已带有学科分类思想的含义；二是就钱大昕的史学来看，认为他“于正史、杂史，无不寻讨，订千年未正之讹”
。
所谓“讹”
既有史事之讹，也有编纂之讹，可见其研究领域异常辽阔。
钱大昕同章学诚，是中国古代赋予“史学”
以最丰富的内容和最深刻的含义的史家。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一书以及其他许多著作，主要都是讨论史学问题。
他直接论述“史学”
的地方也很多，概括其要点主要有：第一，是关于“史学”
的核心。
他说：“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
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
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
[35]他认为“史学”
的本义或核心所在是“比事属辞”
、“心知其意”
。
“比事”
是叙事，“属辞”
是体例，“意”
是对史事的认识和撰史的目的。
这才是“古人所为史学”
。
章学诚否定唐宋以下史家在“史学”
上的成就显然不妥，但他对“史学”
之本质的解释确是有创见的。
第二，是关于史家在“史学”
上的异趣。
他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
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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