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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丰富，形式多样，可以容纳不同的历史内容和不同层次与风格的历史知识，这种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的多种传播形式，不仅活跃了史书的外部形态，而且扩大了史学同社会的联系。
近百年来，历史著作大多采用章节体形式，这是古代史学转向近代史学的标志之一，有其合理性与积极性。
但是，中国古代史学在表现形态上的多样性，仍具有存在的意义与生长的生命力。
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上，编年体史书和各种年表的撰写与制作，从未间断过，并有不少新的创造。
近三十年来，在纪事本末体史书、学案体史书、典制体史书的撰写方面，也各有新作。
罗尔纲所著《太平天国史》和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创造性运用传统的综合体即纪传体史书体裁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充分显示了中国史书在表现形态上的民族风格及其优长之处，为同行与公众所称许。
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
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规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中经受了曲折和考验，证明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它的发展道路是极不平坦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都表示欢迎的，因此它在中国史学领域经历了艰难的生长、发展过程。
同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也不是立即就能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它，因此它在中国史学领域真正成为人们能够正确运用的科学的历史观，也经历了长期发展的过程。
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了中国史学发展主流时，它的得失就牵动着中国史学的全局和命运。
回首既往，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左”
的思潮的影响，有“**”
十年的严重挫折和考验，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还有对三四十年代的科学的总结。
应当承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是既有成绩又有教训的。
但是，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在八十多年中同中国史学相结合，并且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这个事实本身已充分表明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十年来，在经过拨乱反正之后，中国史学家们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方面，变得更有信心、更加成熟。
近年出版的一些鸿篇巨制，如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刘大年的《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范文澜、蔡美彪等的《中国通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金冲及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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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致认识了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之后，我们再来探讨对于其他一些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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