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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紧要关头，袁世凯急召周学熙进京接手，足见其对周的极大信任。
周学熙出任财长后，不得不重新与美、英、法、德、日、俄六国银团继续交涉。
经过艰辛的谈判，1912年12月，周学熙与六国银团将借款条件谈妥，并定于1913年2月29日签字。
不料巴尔干战争突起，欧洲银根吃紧，银团要求在5厘利息之外增加半厘。
周学熙考虑款巨期长，增加半厘所亏非浅，决定暂不签字。
恰在此时，宋教仁被刺，国民党指责袁世凯为幕后凶手，开始发动二次革命。
袁世凯自知战事不免，而打仗就是烧钱，因此，袁大总统敦促周学熙尽快与外国银团妥协。
就这样，磨蹭了近一年的“善后大借款”
谈判很快敲定。
当年的4月26日，周学熙与当时的总理赵秉钧、外交部部长陆征祥一起，在宪兵的保护下，秘密在北京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同英、法、德、俄、日5国银团签订了一项2500万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
。
那天，正是宋案证据宣布的日子。
几乎与此同时，周学熙受命给黄兴发了一份电报，电曰：“黄先生为首创民国之元勋，一言为天下重。
学熙奉职无状，敢不行咎自责，唯有肉袒面缚，敬候斧钺而已。”
这封电报的霸道是不言而喻的，其无异于北洋政府对南方革命党人的宣战书，自此，南北战争的导火索点燃。
1915年3月第二次就任财政总长后，因周学熙反对帝制，周、袁两人关系开始疏远。
一开始，袁世凯希望以私人感情打动周学熙。
他说：“缉之，我已经老了，我的先代没有活过59岁的，我已57岁，看来离大限也不远了。
我一直想摆脱艰巨的责任，归隐于洹上，安度晚年。
可是又没有合适的人选来接替我，人民把国家重担交给我，我不敢因私废公而推卸责任。
现在举国上下，到处都有人推戴我做皇帝，我实在是无此打算，我给你说句心里话，皇帝，我是不要做的。”
停了一下，见周学熙猛地抬起头，眼里放出希望之光，袁又连忙说：“不过，民意不可违呀，我也是十分为难。
可大家不听我的，非要我做皇帝，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周学熙的目光又渐渐黯淡下来。
在这种情形下，周学熙度日如年，他请求辞去财政总长的职务。
袁世凯不许可，他就请长期病假，袁不得已，只好批准他到北海养疴。
从商
第二次任财政总长期间，周学熙发现，由于欧美国家忙于一战，一向大量进口的棉纱、棉布锐减，导致它们的价格飞涨，纱厂的利润倍增。
见经营纱厂有利可图，周学熙即授意他的亲信——山东盐运使杨味云等具呈袁世凯拟创办华新纺织有限公司，计划在天津、郑州、通州、石家庄、青岛设厂，纱锭共10万枚，资本总额1000万元，官股4成，商股6成。
呈文要求官方股息8厘，由政府保息5年，并请求在直、鲁、豫三省专办30年，所购机器料物及棉花等原料请求免除一切捐税，制成纱布只完出厂税一道，通行各省概不重征，并发交财政部酌拟保息免税办法。
这套做法与启新洋灰、滦州煤矿初创时的思路几乎全无二致。
华新五厂中先建津厂。
在商股招募中，周学熙利用职权先从财政部拨款80万元订购纺纱设备，并让周学辉（周的胞弟）为该公司督办。
1916年3月，袁世凯称帝失败，周学熙也辞去财政总长职务。
眼见时局不稳，天津纱厂商股股东们对办厂开始抱观望态度。
不久，农商部一个叫陶湘的官员，突然向当时的内阁总理段祺瑞上书：弹劾华新公司督办周学辉，说他办事不力，所招商股资金迟迟不能到位，以致纱厂长期不能开工，造成官方出资无法收回。
因此，他建议裁撤周学辉的督办之职，改由财政部接手，全部官办。
这一突然袭击让华新公司的商股股东们大慌手脚，他们急忙连夜开会，集体向返津居住的周学熙讨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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