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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熙久经宦海，当然知道陶湘这个无名小卒不过是受人指使，背后的主谋另有其人。
这个人，就是时任财政总长的曹汝霖。
曹汝霖这个海归财务总长虽有卖国之嫌，但对战争期间纱厂获利的前景却也看得非常清楚。
于是，他就想以商股股款未交齐为由，借题发挥，摘走华新纱厂这个马上就要获大利的“肥桃”
。
为堵住曹的嘴，商股股东主动“请裁督办，举周缉之主政，同人各勉力凑办股款支撑局面”
，并派王筱汀、言仲远到北京见总理段祺瑞进行疏通。
周学熙也及时请总统徐世昌出面说情，“劝当局以同是北洋中人，不可自相倾轧”
。
经过疏通，财政部收回成命，商股创办人趁机紧急筹款。
周学熙兄弟各认股20万元，王筱汀认股3万元，并由王筱汀将恒丰公司存款40万元挪借过来拨充资金，将来由股东认还，这样一阵忙乎后总算匆匆忙忙将天津厂的股款募齐。
自1919年1月正式生产后，华新天津厂即获得高额利润，当年获利高达140万元（该厂资本200万元）。
从1919年到1922年年底4年间共获利413万余元，超过资本一倍以上。
由于纱厂利润甚高，因而华新公司又在青岛、唐山、卫辉陆续建立了3个纱厂。
同一时间，这种成功在张謇、荣氏兄弟那里也在上演。
之前，外国资本困于一战而无法东顾，成为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段。
因此，他们的成功，与其说得力于人和，不如说是受益于天时。
纱厂走上正轨后，周学熙曾四处周游，放松一下长期紧绷的身心。
1916年，周学熙来到了北戴河，开始创建趣园。
在北戴河，周学熙每日寄情山水，吟诗弄画，但并不是完全消沉隐退，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了实业上。
当时玻璃已在中国广泛使用，但国内玻璃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玻璃基本全靠进口，每年大约要花费600余万两银元。
而早在1914年，世界第一座采用弗克法生产的玻璃工厂就在比利时建成，此后，该项专利权售给希腊、德国、日本、美国等12个国家，玻璃制造业在西方国家风行一时。
周学熙与比利时素有交集，当他了解到用弗克法生产玻璃质量优良、生产效率高时，即有心引进此项技术，筹建中国自己的玻璃厂。
耀华玻璃于1922年3月成立，股本定为120万元，中比各半。
比方用专利权作为股本，中方的60万元由滦矿新事业基金中拨付。
这种以购买专利的方式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方式，在当时还不多见，算得上是周学熙的另一项创举。
首先，与其他各国相比，中方买得弗克法专利权的价钱并不高，而建厂起至1936年，盈利远远超过专利款项。
其次，耀华购买后，比方不得再售予任何国家或个人在华建厂，而耀华则有权在中国任何地方另建新厂。
这种买断专利权的做法对耀华的发展和中国玻璃工业的前途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24年2月，周学熙建议成立了实业总汇处。
该处是由周学熙直接领导的滦州矿务公司，启新洋灰公司，华新津、青、唐、卫四个纱厂和周学熙的儿子周叔迦管理的普育公司（机器制造厂）联合组成的，分设机要、稽核、统计各科，是各公司“筹划及考核”
的机构，类似康采恩式的联合企业的总管理机关。
至此，周氏企业集团正式成型。
毋庸置疑，周学熙是华北地区兴起工业化的主要奠基人，正是因为他的不懈努力，天津得以与上海、武汉三足鼎立，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主要的三大工业中心。
因为出身相似，亦官亦商，周与下海经商的末代状元张謇并列，人称“南张北周”
，但从对时局与整体经济的影响而言，周事实上是要胜过张的。
归佛
因为种种原因，实业总汇处仅仅搞了一年就宣告结束。
其中，曾有这样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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