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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春，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
那时，张弼士已经在南洋营建了他的庞大的企业帝国，清朝政府也多次跟他接洽，有意要他为祖国作贡献。
龚照瑗到达新加坡后，张弼士给予热情的接待。
在接风宴会上，龚照瑗询问张弼士的发财之道。
张弼士不假思索地回答：“吾于荷属，则法李克，务尽地利；吾于英属，则法白圭，乐观事变。
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则勤，择人任时，能发能收。
亦如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若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终不足以学斯术。
吾服膺斯言，本此为务，遂至饶裕，非有异术新法也。”
龚照瑗听完这番理论，啧啧称赞。
他拉着张弼士的手，诚挚地说：“君并非商界中人，而是天下奇才，现中国贫弱，归救祖国如何？”
张弼士早存“实业兴邦”
的夙愿，当即欣喜答道：“怀此志向已很久了，愿君指点！”
见张老板欣然同意，龚照瑗一点不敢懈怠，马上致函李鸿章，推荐张弼士为槟榔屿首任领事，获准。
不久，清政府又升任他为新加坡总领事。
从此，他开始奔走于中国与南洋之间。
30年的开拓，不但让张弼士富甲一方，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而且形成了以他与张煜南、张耀轩兄弟为核心的商业同盟。
这一切让张弼士不仅在当地华人华侨间出类拔萃，还让他更敢于直视欧美人的傲慢与挑衅。
1898年的一天，张弼士携一位洋姨太太从新加坡赴中国香港，他们打算搭乘德国一家轮船。
出乎意料的是，这家德籍轮船的头等舱船票只售给他的洋姨太太和德籍家庭医生，张弼士和侍从由于是华人，只能坐统舱。
张弼士当时勃然大怒，把侍从买来的船票撕得粉碎，抛向大海，怒吼道：“岂有此理，华人不能坐头等舱，简直欺人太甚！”
这类事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
遭受此等待遇的不止张弼士一人，可谓千千万万的华人。
企业家中类似的还有卢作孚、陈光甫等，正是外国人这等民族歧视的偏见与规定，激起他们的创业**，从而产生了民生航运、中国旅行社这样影响巨大的著名民族企业。
卢作孚、陈光甫受歧视时，尚未发迹，只能将愤恨暂时藏在心中；而此时的张弼士，早已功成名就，哪里肯吃这个亏！
为给华人争气，张老板决定立即创办自己的轮船公司。
《清稗类钞》有这样的记载：“张乃登广告于西文各报，招聘船员，购置商舰，往来新加坡与中国香港之间，专载华人华货，价照德公司减半，盖誓毁家以与德公司竞也。”
这场价格战令德国这家轮船公司损失惨重，其经理赶忙托人向张弼士道歉求情。
张弼士直言，必须改掉不准华人乘坐头等舱的陋习方可罢战。
为避免破产，德国佬只有被迫答应。
这场商战只是张弼士一生事业中的一个小插曲，此时此刻的张老板，更多的心思还是在如何实业报国上。
自1893年应诏归国后，张弼士受到光绪帝的召见。
趁此机会，他多次上书朝廷，建议振兴商务。
归纳起来，张的建议主要包括三个核心思想：一是设商部，二是开特区，三是引外资。
1903年，在奏札中，他向光绪皇帝直言：“现时库款支绌，财力困微，其能筹集巨资，承办一切者，唯仰赖于商，农、工、路、矿诸政必须归并商部一部，否则事权不一，亦非商战之利。”
清廷君臣认为张弼士的建议有道理，于是光绪皇帝于当年9月下诏成立商部，钦命载振为商部尚书，钦命张弼士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
这个事件影响颇大，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评论说：“实业之有政策，以设商部始。”
1904年10月，张弼士获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他又上陈奏札，提出发展商务的12条建议。
在奏折中，他建议动员海外侨民回乡投资：“动之以祖宗庐墓之思，韵之以衣锦还乡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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