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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中国33个纺织厂被保护了下来。
萧墙
抗战八年，唐星海过的是夹缝中生存的日子。
跟日本人软磨硬抗，还不是最难过的；最难受的是兄弟阋墙，亲痛仇快。
事实上，唐星海与弟弟唐晔如的矛盾，早在1936年年底父亲去世时就已埋下种子。
1936年12月9日，唐保谦在无锡严家桥老家溘然长逝。
临终前，老爷子先召集家人，切嘱办好庆丰；后摒开家人，单召五弟申伯、六弟纪云来榻前托孤：“星海刚愎自用，心胸狭窄；晔如年幼，经验不足，非其敌手，我终不放心，我身后，两弟要多加照顾晔如！”
究竟该怎样看待唐星海的品性呢？为什么老父临死时那般评价自己的儿子？
毋庸讳言，唐星海的性格是刚烈的，甚至可以说：个子高，脾气大；心肠硬，手段狠；说起话来，往往不留情面；做起事来，更是雷厉风行。
这样的人，放在美国社会，人家觉得你很阳光、讲效率、遵守游戏规则；但在小农思想普遍的中国社会，那就显得很另类、不和谐、不友好。
客观地说，农民出身的唐保谦，虽然早就进城经商，创下偌大家业，但内心深处，他其实还是一个农民。
因此，其为人处世，当然还是按老眼光来评判一个人、一件事。
而唐星海，虽然身上留着无锡唐氏的血液，但因为从小就接受美式教育，青年时代更是在美国待过多年，归国后很快就独掌一方，并把工作和生活重心转移到上海这个西化最严重的城市，因此，其一言一行，早就西化，不仅是西装革履的外部做派，而且骨子里已经成为一个外国人。
这一点，有点与宋美龄类似。
这样想来，唐保谦看不惯甚至误解唐星海，就是一件很顺理成章的事。
谁料这种看法，日长月久，竟然变成顽固的偏见，直至产生严重的不信任，这才有了他公开遗嘱私下托孤的行为。
唐保谦不是不知道，从感情上来说，几位叔叔似乎都不太喜欢行为洋派、做事不留情面的二侄子，相反，对一向比较温顺的三侄子，大家倒是疼爱居多。
现在让本来对老二就有偏见的叔叔们来主持公道，当然无法保证一碗水端平。
1937年8月，无锡大撤退后，唐星海便嘱咐妻子温金美将所有的手头“法币”
以及不断从外地汇来的销售款一律兑成外汇，甚至九丰与庆丰的个人存款也均兑换了，并被他据为己有。
因此，引起很多股东特别是六叔唐纪云、弟弟唐晔如的严重不满。
1940年4月5日，由唐晔如出头召集，在保丰厂内召开“紧急董事会”
，时间定为下午两点。
这次由唐老三发起的会议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声讨”
老二唐星海。
唐晔如及其支持者早早来到了会场。
两点四十分，蔡缄三之子、唐保谦之婿蔡漱岑来后，唐老三便迫不及待地宣布开会。
但几句开场白之后，一涉及正题就几乎没人开腔。
唐星海是有些霸道，但这些年，不是他，也就没有庆丰老厂的辉煌，更没有今天的保丰。
如果叫唐老三主持，绝不会这样兴旺。
说唐老二贪污，毕竟是传闻，究竟有几分可信？现在背着他这样干，好吗？
三点整，唐星海与薛汇东（老董事长薛南溟之子）相偕而入。
一走进会场，唐星海便出声责问；“我们还没到，会怎么就开上了？你们想干啥呀？”
董事长、总经理未到，会却先开上了，是有那么点开黑会的味道！
当面之下，众董事无言以对。
别人不开口，唐晔如只好出头了，他气冲冲地反问：“通知你两点到会，谁让你迟到？多数董事都已来了，难道就不能开会？”
唐星海当即顶回去：“我们没到，就是不能开会！”
薛汇东更是快步走到会议桌前，一把抢过记录，说：“我看看，你们都讨论些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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