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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卢作孚的身体很不好。
1941年冬天，他因为严重的心脏病在歌乐山疗养了半年。
这半年里面，22岁的大儿子卢国维第一次有机会像个成年人那样和父亲一起长时间交谈。
“有一次，我父亲跟我说，想把民生公司交出去。
他还说，自己真正的兴趣不是办实业，是搞建设。”
1943年10月，卢作孚写下一篇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他说“我草这一篇民生实业公司的小史，不是注视它如何成功，而是注视它如何经营艰难困苦。
这一桩事业从降生起直到今天，也许直到无穷的未来，没有一天不在艰难困苦中”
。
不仅如此，卢作孚还要应对来自官僚买办资本的挤对甚至侵吞。
1939年年初，卢作孚打算改造一批旧船，但经过宜昌大撤退，连续两年的亏损，已经让民生拿不出这笔钱。
于是，卢作孚准备将民生的资本增加为700万。
消息一出，孔祥熙通过中央信托局转告民生，官方打算入股60%，宋子文也打算通过中国银行入股民生。
卢作孚托人转告孔宋，说民生业务困难，无利可图，而且民生是纯粹的民营公司，官方入股不太合适。
同时，他很快撤销了增资的计划，改为发行700万公司债券。
为了防止因为债务而被控制，他还特地把债券分给18家不同的银行。
抗战八年，虽然偏居一隅，但卢作孚始终没有放弃民生的壮大发展，他甚至已经设想好了抗战胜利后民生冲出长江走向世界的蓝图。
卢作孚利用担任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的身份，结交了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向他们分送了有关民生公司经营情况的资料，引起了加拿大驻华大使的注意和兴趣。
1944年10月，他又利用赴美参加国际通商会议的机会，结识了加拿大驻美商务代表皮尔士。
通过皮尔士的介绍，卢先生又于1945年2月专赴加拿大，同加政府有关部门和金融界具体商谈。
由于加政府事先对民生公司和卢先生有所了解，以及战后输出资本发展工业的需要，因而很顺利地达成了借款造船的协议草约。
草约规定，由加拿大帝国银行、多伦多银行、自治领银行业３家银行，贷与民生公司1500万加元（当时加元和美元比价相当），用于在加拿大订造轮船和购买材料，拟造小型客轮12艘、大型客轮6艘。
贷款由民生公司出具期票，加政府为民生公司向船厂保证到期付款，偿还银行，同时由中国政府致文加政府，为民生公司贷款担保。
这是一笔长期、低息、大款额，并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优惠贷款。
在旧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资本企业，能够获得这样一笔贷款，实不多见。
这也说明，卢先生的人格魅力，已从国内飞越到大洋彼岸，受到加拿大朝野的信服和青睐了。
然而，当卢作孚回国请政府为这笔贷款担保时，却遭到了宋子文的拒绝。
这让卢作孚非常为难，不能这样把脸丢到国外去了。
为此，他曾经两度辞职，但董事会不同意，慰勉他留下来，说他劳苦功高，功勋卓著，得到了全体员工的尊敬。
由于当局的留难，拖延了政府担保时间，加上战后物价上涨，以至在施工过程中，船的造价几乎比预计提高近一倍。
结果只造成大型客轮3艘，小型客轮6艘，比原计划减少一半，并于1949年前陆续竣工驶回国内，加入运营，成为国内最先进、最豪华的一批航轮，并壮大了民生公司的航运实力，实现了卢作孚把民生公司的船旗高高飘扬在海洋之上的抱负！
战后，虽然时局艰难，但卢作孚决心出海。
他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以此作为出海基地，增辟上海到台湾等地的南洋航线和上海到天津等地的北洋航线；同时，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
，把航线延伸到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
到1949年，民生拥有各种船舶150余只，吨位72000吨，职工9000余人；下面有3个附属企业和95个投资企事业。
至此，民生成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卢作孚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船王”
。
当年11月，卢作孚滞留中国香港。
在港期间，国共两党都在争取卢作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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