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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从唐山路矿学院毕业后，他就在煤矿和铁路上担任工程师。
1917年，经堂姑丈华艺三（时任无锡商会会长）介绍，28岁的李国伟与荣德生长女荣慕蕴结婚。
荣德生曾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写道：“知为大器，不论家况也。”
1919年冬，在亲友们的劝说下，李国伟辞去徐州铁路分局工作，全家迁至汉口，开始负责“福五”
“申四”
的筹建，逐渐成为荣氏集团内核心人员之一。
1942年，国民政府对内迁的棉纺织和面粉工业实行产销统制和苛征高税政策，为此，李国伟被迫采取了三项对策：
第一，通过贿赂和拉拢地方官员，操纵原料市场。
他到处设庄，压价收购棉、麦等工业原料，囤积居奇以攫取厚利。
第二，各企业通过设立暗账，隐匿巨额利润，以逃避和抗拒高税政策。
如“申四”
各厂从1939年至1945年的暗账盈利为934万元，盈利率高达161％，而明账盈利仅325万元，盈利率为70％。
第三，抽调资金，大量购储外汇和黄金来保持币值。
据1945年的账面统计，“申四”
“福五”
系统共积储外汇折合美金300多万元。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荣宗敬去世后，荣氏财团事实上一分为三：大房（荣宗敬家）、二房（荣德生家）以及李国伟所管的厂子，逐渐各成系统。
抗战后期，年事已高的荣德生有意淡出申新总公司的管理，转而满怀热情地创设并实践他的“大农业”
和“天元计划”
，专注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商业运输。
这些计划不吸收大房投资，由二房专营。
无奈战乱频仍，好梦难以成真。
午夜梦回，这位老人常常含泪：计划未成，抱负未抒，深觉痛心。
抗战胜利了，蒋介石回来了，但荣氏集团似乎并没有过上好日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200∶1回收伪币，荣德生积存的370多万教育基金、50多万慈善基金一夜之间被贬值。
1946年，黑社会匪帮绑架了荣德生，把他关在黑屋子里33天，荣家送出50万美元赎金后才被释放。
人虽获释，但国民政府碍于面子，坚持追查。
不久破案，可上海警备司令部只发还给荣家13万美元，其余钱款均被军警占用，而且此后数次索要酬谢。
荣尔仁非常气愤：“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60万美元还不够，还不如不破案！”
对这件绑架案，荣德生的说法是：“实则起意者为黑心商人，利用匪徒，原拟将余灭口；幸匪以金钱为重，余尚得以生还……余为心存厚道起见，不肯发人阴私。
呜呼，天下无公道久矣！”
荣宗敬故后，大房一系逐渐独立，与二房在生活与工作中的风格差别越来越大。
熟悉内情的人回忆，1949年前，大房的荣鸿元一家从华贵的大轿车到旅行轿车、吉普车、货车，应有尽有。
荣公子常去中外富人扎堆的虹桥俱乐部玩乐，还嫌不过瘾，就在虹桥路自建了大花园。
他几乎每天下午和每周周末都要到花园别墅去，常在那里请客，请客的杯盘、菜肴都是在市里准备好了派专用汽车送的。
上海银行副经理李芸侯曾目睹荣鸿元、鸿三兄弟当时的奢靡生活，荣公馆里整天都是赌钱、跳舞，大开酒筵。
荣鸿元兄弟的招摇终于惹祸上身。
1948年9月，蒋经国上海打“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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