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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荣鸿元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
的罪名抓捕。
荣家虽然请了章士钊等三位名律师辩护，但要想救人关键还是靠行贿。
因为通货膨胀，受贿的官员不要纸币，只要棉布、棉纱、面粉栈单、房子和金条。
荣鸿元关押77天，幕后交易就进行了70多个晚上，前后花费折合50万美元。
大房、二房接连出事，让荣氏家族对国民党政权基本失去了信心。
随着内战加剧，荣氏家族在上海的大部分成员都走了，荣宗敬的长子荣溥仁和次子荣辅仁去了香港，二房系统和申四福五系统也走了一些人。
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被其他荣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资金，有1000多万美金。
但荣德生坚持留在内地。
资金外流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也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
荣德生不走的原因很多：一是他从未出过国，创业以来与外国资本竞争，对外国没有好感；二是他不愿抛开亲手开创的事业，加之年纪大了，故土难离；三是绑票的伤痕犹在，身体怕经不起长途颠簸；四是香港人生地不熟，去台湾他更不愿意，他对国民政府战后的表现非常不满，反复斟酌，觉得还不如留下来。
此时，荣德生长子、三子和六子均已去世，他此时可以依靠的就剩下四子荣毅仁。
荣毅仁本已先期携家人抵达香港，但老父不愿离开，他最后决定与父亲一起留下，并让妻子儿女也返回内地。
当时，刚刚解放的大上海亟须恢复生产，保障就业，而中国最大民营企业集团的代表性人物能留在内地，无疑是对新政权最大的信任与支持。
荣氏父子这种爱国爱家的果决行为，也赢得中共对荣家的极大欣赏与尊重。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4层举行座谈会。
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
会后，陈毅带着家人公开到荣家做客，与荣毅仁交朋友。
这件事在人心还不稳的上海迅速传开，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
。
留下的荣毅仁接手了上海的荣氏企业，而此时的荣氏工厂，流动资金几乎被抽空，已经是个烂摊子。
1950年2月，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上海，导致上海工商业突然崩溃：工厂停工，资金短缺，销路不振。
当时正处在农历春节前夕，申新纺织几乎发不出工资。
工人们无米下锅，一些申新六厂的女工直接找到荣毅仁家，堵在荣家的客厅门口讨工资。
虽然极好面子，但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此时手头无钱的小荣老板也束手无策，唯有与工人说好话。
陈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马上找总工会的负责人前去疏通，并帮厂里申请了贷款，让他们暂渡难关。
政府能雪中送炭，让荣家上下感念不已。
不久，荣毅仁从申新自身的生存出发，提出“加工订货”
的建议，这是针对很多工厂产品积压而想到的法子。
当时的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对此高度重视，很快就在全国推行这一办法。
1951年年底，“三反五反”
运动开始了。
在上海，组织让工人当面揭发“资本家”
。
有文章记录，那段时间，经常能看荣毅仁在8楼会场外眉头紧锁，兜圈子，踱方步，可见他内心有多么焦虑。
在这场运动中，荣毅仁有惊无险，陈毅将其划为“基本守法户”
。
上报中央时，毛泽东说“何必这么小气”
，于是荣毅仁被归为“完全守法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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