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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德生带上家中所有的有价证券，次日凌晨4点赶火车去上海。
9点多，他将证券带到中国银行点交，立约签字，先向中国、上海两家银行押解500万元。
16家往来钱庄的老司务或学生，一夜没有离开上海江西路申新总公司大门口，知道荣家有了办法，才各自散去。
人们当时普遍认为申新资产负债倒挂，荣宗敬经手债务太多，无力清偿，信用不足，说话已不能算数。
荣老大过去举债经营，全力扩张，靠的是信用，信用一失，一切都完了。
而荣德生魄力虽不及乃兄，但脚踏实地，关键时刻说话可以算数，反而让不少人对他放心。
从1934年6月起，荣宗敬不断向南京政府有关部门求助，给实业部、财政部、棉业统制会等部门都写过信。
当年7月，实业部提出“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
，这份报告书建议借给申新300万元作为营运资本，成立一家新公司。
实际上是实业部长陈公博想乘人之危，顺势接管申新。
荣宗敬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可怜大王几被一班小鬼扛到麦田里去”
。
一天凌晨4点，在申新九厂俱乐部楼上睡觉的厂长吴昆生，睡梦中忽然听到下面礼堂有人在哭，起来一看，原来是荣宗敬。
荣告诉他：“我摆不平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元的财产，这没有道理！”
此时，吴稚晖再次拔刀相助，亲自给蒋介石、汪精卫、陈公博、孔祥熙等人写信。
孔祥熙不愿陈公博得到申新这块大肥肉，不给实业部拨款，申新侥幸逃过了被官僚资本吞没的厄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36年2月12日，荣家兄弟遭遇了创业以来最艰险的一幕。
这天，宋子文在家中召集申新三大债权人——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开会，这个会议将决定荣家在申新的命运。
此前，对于资不抵债的申新，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抛出一份“拯救”
计划，其实质就是将荣氏兄弟扫地出门。
宋曾当面对荣宗敬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
荣宗敬不敢当面拒绝，转身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去找陈光甫，说自己不能接受宋子文的要求。
当时陈光甫不在，该行副经理李芸侯看到他时，荣宗敬非常痛苦，简直就要哭了。
这天会前宋子文找陈光甫谈过一次，按宋的计划，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每年吃五六十万元的亏。
陈当面不好反对，回来与李芸侯商量后，开会时就称病在家，让李出席。
在会上，李芸侯以宋子文的该方案会造成上海银行亏本为由拒绝，会议最后不欢而散。
陈光甫这一举动，固然有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但也确实有帮助老友的情分在内，正是他的临阵倒戈，让宋子文的野心最终没能得逞。
这是荣家最艰难的日子，此时离他们兄弟筹办第一家工厂保兴已有35年。
1936年秋天，棉花丰收，价格下跌，而纱、布价格上扬，市场转好，申新各厂由亏转盈，停工的申新二、五两厂也开工，荣氏集团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
可惜，不到一年，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响了！
苦撑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江南国土相继沦陷。
这时，卢作孚奉命来动员荣家将工厂西迁，但荣氏上海的厂子没有迁出一台粉磨、一枚纱锭，这是荣宗敬的决定。
荣家集团只有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掌管的位于武汉的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迁往了内地。
荣氏兄弟留守上海的原因一言难尽，也许因为以往的经验，从庚子年八国联军进京，到日俄争霸东北，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北伐，荣氏集团总是善于因势利导，在战争中发展壮大。
但令荣氏兄弟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留守让他们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当时，申新八厂号称“五新”
——新厂房、新机器、新人才、新出数、新产品，拥有126台最新式的英国精纺机，日商最为嫉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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