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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花纱市价不振，严庆祥暗自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估计还会下跌，便避开同行耳目，在市上大手抛售空花纱期货。
谁知事与愿违，之后花纱市价竟直线上涨，他匆匆了结，却已经亏耗了80多万元。
这让一向骄横的他元气大伤，无地自容，他明白自己的这个总经理算是做到头了。
他冥思苦想数日，便决定在光裕公司内部设立一个“中央业务会议”
机构，将各厂的负责人召集起来，轮流担任主席。
轮流坐庄，机会均等，这样一来可以避免大家各自为政，使每一个人考虑问题时能从公司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一个厂；二来也可以减少自家兄弟间的矛盾，相互督促，相互竞争。
当然，会议的决议属于建议，最终裁决权依然保留在严裕棠自己手里。
但让严裕棠始料未及的是，中央业务会议不仅没有让他省心，耳根子反而越发不能清静了。
轮流坐庄执政很快就暴露出弊端，各厂业务性质不同，主攻方向不一，兄弟间不免相互干涉，时起争端。
几回争吵后，严裕棠再次应变，下令各厂相继成立了董事会，光裕公司随之撤销。
这事实上是让各厂独立经营，也是对儿子间权限的一次再分配。
在他看来，分而治之或许比笼而统之更有利于发挥儿子们的积极性，更有利于各厂的经营。
熬日
严裕棠的棉铁联营企业，到抗战前发展到了它的顶峰。
1937年，大隆资本总额为法币50万元，各种工作母机500余台，工人1300多人，所获纯利20余万元。
有业内资深人士评价说：“我国最先仿造纺织机器其成绩最良、规模最大者，现唯大隆机器制造厂一家而已。”
但大隆的好运，很快就要到头了。
就像许多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一样，大隆的厄运是从1937年开始的。
这一年，日寇开始全面侵华，民族工业的上升路径至此断绝，之后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辉煌。
没有国，哪有家，严氏家族的产业也没能逃过这一劫。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虽然政府号召工厂西迁，但严裕棠故土难离。
虽然没有西迁，但大战在即，严裕棠还是抓紧时间转移资产。
他一方面将各厂的核心资产特别是最精良的机器设备转移进租界，一方面密切关注着时局发展。
不久，上海沦陷，大隆被日军占领，苏纶等纱厂也落入日寇之手。
消息传来时，严裕棠正因为终日劳累而中暑卧床。
惊闻噩耗，严裕棠如万箭穿心，自己辛苦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挣下来的家当就此沦入外敌之手，他气得口喷鲜血，当场就昏迷过去。
醒来后的严裕棠，第一件事就是吩咐老三严庆祺马上去重庆，与国民政府保持关系。
他自己，则带着其他老小，留守上海孤岛，以图东山再起。
严裕棠立刻拍板，让严庆禧与严庆龄联手筹建新厂，假借了美商头衔，取名“美商泰利制造机器有限公司”
。
一年后，严裕棠满面春风地站在渚安浜路上，打量着簇新的泰利，710平方米的工厂，210平方米的办公楼和宿舍楼，真是气派大方。
想起大隆初创时的景象，严裕棠不禁感慨万千，不由得感叹：“真是大隆的儿子呀！”
更值得老严欣慰的是，泰利厂里的刨床、车床、磨床、铸冶、热处理等重要设备，都是泰利自己制造的。
听着小六子的介绍，老严不由眉开眼笑，他的心情很久没有这么好过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儿子就应该比老子强啊！”
虽然如此，严裕棠心中却始终对大隆割舍不下。
大隆被日军侵占后，改做了兵工厂。
他不时叫自家车夫开着车在厂门口有意地经过一下，好透过车窗看看那自己一草一木搭建起来的厂子，每一次都是百感交集。
泰利开工后，生意挺火暴，高峰时工人、学徒近千人。
但是，日本人是不会让中国商人安安稳稳地做生意的，隔三差五地前来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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