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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防万一，严庆龄又委托德国朋友在租界另建一处仓库，把部分最精密的设备转移到那里。
日本与德国算是盟国，那里应该比较安全。
不久，日军找上门来，要求与泰利合作生产军火，被庆龄一口回绝了。
日本人很恼火，没过几天，就借口有人举报泰利私通重庆暗地生产军火而将严庆龄抓走，关押到宪兵司令部。
闻听消息，严裕棠非常焦急，小六子这不是进了鬼门关了吗？他急忙派严庆祥想办法找人救。
严庆龄也挺有种，在宪兵司令部里软硬不吃。
最后，日军没办法，就卖个人情将他放了出来，但要求泰利恢复华商身份，继续营业，并给原先没收的物品补了几张军用票，算是征购。
小六子有惊无险出来后，严氏一家更加低调。
在严裕棠支持下，严庆龄开了一家利达重工业银行，将之作为大隆的融资平台，吸收同业存款，其中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便是无锡望族出身的唐星海。
当时，唐星海虽然还办着庆丰纱厂，但主要精力都放在苏浙皖纱厂联合购棉委员会收花事务上。
这笔钱就存放在利达，存款经常有数千万之巨。
这笔巨款，为严家生产、投资带来很大便利，赚了不少钱。
当然，唐星海也落了不少好处。
严家祖籍安徽，安徽乡下贫苦老乡到上海后，往往首先去投奔严家，顺带也会借一些安家费用。
日积月累，这些欠款加起来为数也很可观。
严裕棠当家后，他把乡亲们借严家的债务票据统统清理出来，全部烧掉，让他们可以安逸地睡大觉。
他还把很多精力放在办学上。
严裕棠把平凉路房子搬到严家宅，并在旁边开了第一所光裕小学。
光裕小学的入学对象，不但是同乡，也包括大隆各厂在职职工子弟，社会上有些家庭困难读不起书的孩子也来免费入学读书。
之后，他又连续办了多所光裕小学。
20世纪30年代，湖北发大水，严裕棠慷慨解囊捐赠巨款救济灾民，后来获得当时市政府的表扬。
经营苏纶纱厂后，严裕棠出资修缮了苏州门外一座桥，后被当地人叫做裕棠桥。
抗战烽烟四起后，严裕棠出资设立了裕斎助学金救济贫苦孩子，他还资助中国科学社190万元，其他善举如对徐家汇孤儿院、育婴堂、中华慈幼协会、时疫医院、普善山庄等社会单位的捐助更似涓涓细流，一直未断。
赴台
终于熬到了日本投降，严裕棠心中的一块巨石终于放下了。
因为早就派儿子严庆祺到重庆活动，所以，在战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搜刮中，严家没受什么冲击。
相反，通过严庆祺，严家动用和政界的关系，还低价收回了大隆。
就连当年与日伪有些瓜葛的老大严庆祥，被严裕棠从苏州叫回上海后，因为严庆祺接任后，大把花钱，八面玲珑，也没受到什么追究。
此时，严家已拥有了好多厂，但厂家再多，严裕棠对大隆的感情也没有一丝一毫地变淡。
风风雨雨四十多年了，大隆一直没有倒下，严裕棠怎能不欣慰呢？在将大隆交给儿子们掌管的日子里，他总是经常到厂里走两圈，看看，听听，闻闻，心理上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愉悦和分外的满足。
抗战胜利的欢呼声犹在耳畔，内战的枪声就已响起。
不到两年，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即接近破产，便又开始打起改革币制的主意，强制发行金圆券，变相掠夺民间资本。
进入1948年，时局更加混乱。
严裕棠决意不再枯坐愁城，他授意庆祺去香港开办恰生纱厂，先占个落脚处再说。
他又与庆龄仔细商议了去台湾开设裕隆机器厂的事。
当年8月19号，严裕棠将儿子们召集起来，正式分了家。
几个儿子都有厂子，只有老大庆祥得了一些地皮和现金，没有拿到实业。
家业再大，最后也是子孙的，但在这国家多事之秋，仓促之间被动分家，严裕棠心里还是有些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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