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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严裕棠已经将近70岁。
他打算先到香港落脚，观望一下内地形势再说。
在这个年龄还要背井离乡，内心的那种悲凉感受是无法言说的。
走过熟悉的十六铺码头，登上准备驰往香港的海轮，站在甲板上，严裕棠举起手，对着所有送行的亲友微笑着告别。
江风猎猎，送行的亲友的身影越来越小，岸上的楼房也越来越低矮，最终消失在视野中。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下意识地，他吟出这两行悲壮的诗句。
虽有预感，但他也不敢相信，这一别，就此山高水长，再无归途。
不久，上海解放。
再不久，新中国正式成立。
严裕棠先在中国香港住了一阵，之后就转道去了巴西。
严家子女多数都从内地出走，飘散国外，只有严庆祥一家例外。
严裕棠走后，严庆祥把存在香港的外汇调回上海，接办华丰钢铁厂，自任总经理。
1952年，他又将存在香港的40亿元巨款调到上海仁德纱厂，补充厂内的流动资金。
之后，他的各类企业都被公私合营，1957年，严庆祥因病退休。
在巴西住了一段时间，严裕棠从海路到了中国台湾，与小六子一家住在一起。
这里毕竟离内地近，来台的相亲熟人也多。
早在1948年，吴舜文就与丈夫严庆龄一起踏上了台湾岛。
严庆龄在台北开始筹备设立裕隆汽车制造厂，吴舜文也在丈夫的支持下开始步入企业界，筹建纺织厂。
从此，台湾企业界迅速升起了两颗光芒四射的新星。
1953年，严庆龄夫妇在严裕棠的支持下，创立裕隆汽车制造公司，这家汽车企业充当了岛内经济工业化的领头羊。
目前，由严家祖孙三代打造的裕隆集团已成为岛内一流财团，其投资领域横跨海峡两岸，成就了家族发展史上新的辉煌。
1958年11月，78岁的严裕棠病逝于台湾。
临终前，他已什么都说不出声，只是用手反反复复地在被单上画着圆，一再做着重合终点与起点的努力。
而那双不愿意闭上的眼睛，至死都望向北方，流露着不尽的遗憾。
一湾浅浅的海水，就这样隔绝了海峡两岸无数个家庭。
严裕棠的遗憾，也是成千上万流落到台湾的有识之士心中共同的感受，那种血泪之痛，正像于右任《望大陆》一诗中所写的那样：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雁过留声声声急声声慢急急慢慢说大隆，人过留影影影浓影影淡浓浓淡淡看光藻。
这副无名氏的挽联，可谓道尽了严裕棠一生的坎坷与业绩。
作为自学成才的大企业家，严裕棠一生曲曲折折，历尽艰辛，好几次都差点丢掉性命，在同时代企业家中，这样的经历几乎绝无仅有。
而他所从事的工业基础设备制造业，在1949年前，几乎很少有人涉足。
在那个一根铁钉都需要进口的时代，严氏家族的大隆机器制造厂，确实是中国民族资本一面独一无二的特殊旗帜。
“中国机器制造业之父”
——这样的产业地位，确实是严裕棠一生主动追求的，而最终能得到社会承认，为历史所铭记，也算是求仁得仁，足以告慰这位老人于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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