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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充实和整理的，在全卷结构和论点上更为严整，在《中国思想通史》全书中也是最有功力的一卷。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期，除了在通史和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外，在其他专史研究方面也有所建树。
胡绳在1948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专史著作的代表作。
这是一部通俗的政治读物，也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
作者在本书中着重阐明“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它们的政治工具”
，“它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
，“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58]。
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见识。
这本书篇幅不大，但长期地拥有广大的读者，起着广泛的影响。
1946年8月，侯外庐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
“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
……同时我相信这一方面的研究会在业绩方面呈现于世界的文坛，虽则说并不脱离其幼稚性，而安步总在学步之时可以看出来的。”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期的一个总结。
所谓“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
，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亦即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这无疑是中国史学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
[59]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步建立时期，就是中国史学逐步走上科学化道路的过程，就是中国史学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一门科学的过程。
所谓科学化的主要标志是：第一，逐步确立了以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历史的理论基础；第二，逐步确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方法论体系；第三，开辟了中国古史文献之科学整理、解释的道路；第四，提出了批判继承中国历史遗产的科学理论与方法。
中国史学的科学化道路，在中国史学上是一次革命。
1940年毛泽东在讲到“五四”
以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时说：“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
[60]当然，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
一方面，它在发展中要不断克服自身还存在着的一些非科学因素；另一方面，它在发展中还要不断吸收与自身关系密切的人类的最新科学成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史学的科学化道路还在继续向前延伸。
[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进书表》，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9608页。
[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
，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0页。
[3]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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