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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守时”
。
反之，“天时不作”
、“人事不起”
，则不可轻举妄动。
所谓“天时”
，已近于是说的客观条件了，“人事”
是说的人心的倾向了。
从历史观点来看，范蠡说的“天时”
、“人事”
、“随时”
、“守时”
都是很重要的概念，反映出了关于天人关系中客观形势与主观判断的新认识。
而战国时期的荀子则进而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圣人矣。”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
[42]在荀子看来，“天”
是指四时变化，能够区分出天与人各自的本分的才可以叫作“圣人”
。
人具有管理事务的能力，是可以同天（之时）地（之财）相配合的。
荀子还强调在天人关系中，人应充分发挥主体的作用，他这样说：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43]
这里，荀子指出了只有把天当作物来看待，并按照天的运行规律来治理万物，才是正确地处理了天人关系，符合事物发展的真实情况。
应当注意的是，范蠡着重从“国家之事”
讨论了天人关系，荀子着重从事物（包括自然与社会）发展阐述了天人关系；范蠡强调人的“随时”
、“守时”
，荀子更重视人对于自然和社会自身运行法则的认识，以发挥人的主体作用。
由此可见，当人们对“天”
不断提出新的认识的时候，人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念发展中最具有理论意义的思想成果。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感受到司马迁以史学家的深邃和睿智，提出“究天人之际”
这一宏伟命题的分量了。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
的问题，除有历史的根源，也还有现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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