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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祖禹引用《礼记·礼器》说的“礼，时为大，顺次之”
的话，进而阐发道：“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
“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
[77]范祖禹说的“时”
，义颇近于柳宗元说的“势”
。
而苏轼对于“圣人”
和“时”
之辩证关系的阐发，则深得柳宗元论“势”
的要旨。
苏轼认为：“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
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
他说“圣人”
之“能”
不在于“为时”
而在于“不失时”
，这是很机智地说明了“圣人”
与“时”
的关系。
在他看来，“时”
是客观的，能够认识并利用它的人也就可称为“圣人”
了。
基于这种认识，苏轼认为，秦置郡县“理固当然，如冬裘夏葛，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所谓不失时者”
[78]。
这些论述，用来注释柳宗元说的“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是很精彩的。
苏轼自称“附益”
柳说，自非虚辞。
王夫之在论述史学功能时，也讲到了“时势”
：“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
这里讲的“时势”
，是指社会的形势或历史趋势；“必因”
，是说它跟过去的形势或趋势有沿袭和继承的关系。
这就是说，时势既有连续性，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
王夫之认为，人们观察历史，应充分注意“势异局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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