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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势的变化；而人们要从历史中获得“治之所资”
的启示，则必须“设身于古之时势”
。
总之，认识历史，从历史中获得教益，应首先学会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时势。
王夫之也提到“先王之理势”
，但“先王”
并不具有神圣的含义，只是一定历史时期之“时势”
的标志罢了。
从柳宗元到王夫之，是把“势”
、“时势”
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看待的，这是古代史家之历史观念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
而王夫之并不仅仅停留在这里。
他自谓著《读通鉴论》，是“刻志兢兢，求安于心，求顺于理，求适于用”
[79]。
所谓“求顺于理”
的“理”
，是关于历史变化原因的另一历史理论范畴。
在王夫之看来，所谓“理”
，就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
[80]。
以今义释之，“理”
是事物变化之内在的法则或规律。
王夫之说的“物”
与“事”
不限于历史，但无疑包含了历史。
因此，这种“事之所以然”
亦即事理，是对于历史变化原因的更高层次的理论概括。
柳宗元通过对人类“初始”
社会的描述，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说明“势”
、“时势”
是人们可以感受到、“捕捉”
到的。
而“理”
、“事理”
则不然，它是内在的和抽象的，但又不是不可以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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