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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肯定性的评价，也可以是否定性的评价。
举例来说，如《帝王略论》之论诸葛亮和司马懿：
公子曰：诸葛冠代奇才，志图中夏，非宣帝（按指司马懿）之雄谋妙算，其孰能当斯勍敌者乎？
先生曰：宣帝起自书生，参赞帝业，济时定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
然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忌诡状，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于李胜，委鞠狱于何晏，愧心负理，岂君子之所为？以此伪情，形之万物！
若使力均势敌，俱会中原，以仲达之奸谋，当孔明之节制，恐非俦也。
[204]
虞世南一方面肯定了司马懿“参赞帝业，济时定难，克清王道”
的“文武之略”
。
另一方面尖锐地指出他“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忌诡状，盈诸襟抱”
，及其种种“愧心负理”
的行为。
而诸葛亮在功业上的局限，是因为蜀国与魏国相比，并不具备“力均势敌”
的条件，否则，“孔明之节制”
当会战胜“仲达之奸谋”
。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而已。
后来唐太宗评论司马懿，一方面说他“文以缵治，武以棱威”
，另一方面说他“饰忠于已诈之心”
，“前忠而后乱”
，“欺伪以成功”
[205]。
这跟虞世南的评论是一致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史家对司马懿的评价，是注意到把历史评价标准和道德评价标准区别开来的，即肯定他在历史上的功业，而批评他在德行上的奸诈。
同时，我们也清晰地看到，史家对司马懿的评价，又是注意到使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相结合而展开的，即不因其德行的奸诈而否认其功业的成就，也不因其有功业上的成就而讳言其德行上的奸诈，从而做到了对一个人作全面的评价。
这是史学家所作出的第一种选择。
史学家还可以作出第二种选择，即根据被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重点评价其功德的一个突出方面，“至于守文承平，无咎无誉”
，非规范、鉴戒所由者，则不必强作评论。
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是十分谨慎的。
他父亲司马谈确实说过“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
的话，司马迁也确实向父亲保证，“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206]。
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汉兴以来“明主贤君”
的评论，却是极注重分寸的。
他在《高祖本纪》后论中，没有对汉高祖本人直接发表评论，而是说：“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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